几年前，在专门负责管理日本皇室事务的宫内厅长官谦仓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是否打算修改《皇室典范》，让公主也有皇位继承权？”

谦仓节略显尴尬地回答道：“宫内厅并未考虑女皇继位的可能性，一切仍遵循现行的《皇室典范》。”

然而，时隔不久，即在这一年的三月十日，宫内厅专门派遣高级顾问前往欧洲的丹麦、荷兰、比利时等考察女王制度的运作经验。这一消息证实了外界的臆测不虚：人类史上绵延最久、号称“万世一系”的日本菊花王朝正面临绝嗣的危机。

如果真有那种可能，那么《皇室典范》中皇位继承专限男性的条款是存是废，最后恐怕得诉诸公决。这在世界上并非没有先例：丹麦前国王弗德里克连得3个千金之后，未雨绸缪，于1958年通过宪法，将此事诉诸公决，从而打破了延续600年的皇室传统，为现任的玛格丽特女王登基铺平了道路。不过，在日本，至少目前还难以做到，因为1987年，日本舆论调查会曾举行过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三成的日本人表示能够接受女性天皇。

但是，不管日本人如何“重男轻女”，历史和社会文化现象均表明，日本不仅有过母系社会的历史，女天皇在日本并非史无前例，而且，今天的日本社会又重新显示出母性文明的特征。

据中国古籍《三国志》中的《魏志·倭人传》记载，公元三世纪时，日本境内百国林立，其中最强盛的邪马台国就是由女王卑弥呼统治的。中国的魏明帝曾册封她为“亲魏倭王”。隋唐之交，日本出现了第一位女天皇——推古天皇。她在位期间，在圣德太子佐证下，制定了日本的首部宪法——《十七条宪法》，并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开创了史称“飞鸟文化时代”的日本第一个文化盛世。直至1770年，最后一位女天皇后樱町天皇逊位为止，日本一共出现过八位女天皇。

1889年，日本制定明治宪法，《皇室典范》规定，皇位只限由男性沿袭。二战以后，《皇室典范》和宪法一起翻修。为尊重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皇位继承进一步只限嫡子。虽然这应使昭和天皇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和父亲大正天皇感到庆幸，因为他们都是庶出，却使子嗣问题更可能成为难题。

日本学者长谷川晃指出：“由天照大神所创建的母性文明构成了日本社会组织的基础，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一直延续至今。但是，追溯历史，我们却无法绝对断言曾有天照大神式的时代。有趣的是，在日本，天照大神的要素强烈的时代和须佐之男（统治大海的男性之神）的要素强烈的时代是交互出现的。”“一方面静静地品茶，赏花，一方面挥舞屠刀，若无其事地大批残杀无辜的生灵。对日本人的这种两面性无法理解的外国人相当多。我认为，这种两面性就是在历史上交互出现的天照大神的要素和须佐之男的要素在我们日本人的心中共存的表现。”

这番话对于我们理解日本人和日本社会文化的两重性，确实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这个尊奉天照大神的国家里，之所以能产生象征大和魂精神的武士道，之所以能接受显然具有父性文明特征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均和“须佐之男的要素”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今的日本社会，男权主义相当盛行。虽然我们很难说这是“须佐之男的要素”强烈的表现，但另一方面，如天皇继承问题所显示的，男女“换位”的社会迹象已处处可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婚姻。今天，女性向男性求爱求婚，已司空见惯，婚姻的主控权由男性掌握的普遍原理已告崩溃。前不久，日本某机关举行了一次求婚用语竞赛，应征者中，女性多于男性。她们的求婚用语大胆而不失诗意，例如：我想第一个对你说早安，最后一个向你道晚安。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男人不必“像个男人”，只要活得像自己就行的男性“解放运动”也已在日本展示。从1995年起，东京、大阪等地相继成立了“男性解放研究会”，以求从“像个男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尤其是，日本年轻男人的价值观已不再以“像个男人”为目标。新的日本男人的口号是：你为自己买过花吗？其含义是：男人，不一定是奉献者。然而，正是这种奉献精神的淡化，使老一辈日本人感到担忧。

日本学者猪濑直树认为：“对万世一系能存续至何时的疑问，不能仅仅停留在女帝复权问题的探讨上，因为它牵连着许多社会问题。”确实，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难轻易作出是非判断。但是，从“圣杯与利剑”的角度看，我们似乎应对天照大神的光辉表示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