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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服装“和洋并重”的历史沿革

作者:褚娟 文章来源:日本新华侨报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12-6 17:04:48 文章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和洋并重”是日本服装主流,仍与其多元文化互为表里,成为显示日本社会和日本人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


最初的日本服装是被称为“贯头衣”的女装和被称为“横幅”的男装。所谓“贯头衣”就是在布上挖个洞,从头上套下,然后用带子系住垂在两腋下的布,再配上类似于裙子的下装。所谓“横幅”,就是将未经裁剪的布围在身上,露出右肩,如同和尚披的袈裟。日本的和服就是以此为基础,逐渐演化而成的。日本出土的公元三至七世纪的古墓人偶中,已经有了各种和服的形象资料。公元八世纪,中国唐代服装传入日本,对日本的和服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和服的名称,如“唐草”、“唐花”、“唐锦”等,即显示了这一点。今天日本人穿的和服,大致是在六百年前定形的。


和服基本上由直线构成,穿上身呈直筒形,缺乏对人体曲线的显示,但它能显示出庄重、安稳、宁静。不仅如此,由于和服比较宽松,衣服上的“透气孔”有八个之多,袖、襟、裾均能自由开合,所以十分适应日本绝大部分地区温暖湿润的自然气候。


不过,和服虽适应日本的自然气候,却并非始终适应社会政治气候。随着明治维新对“世相一新”的要求,日本人的服装产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明治四年,即1871年9月4日,明治天皇颁布勅谕,宣告:“朕今断然更服制,使风俗一新。”随着这一勅谕的颁布,邮政、铁路、军队、警察等公务员的服装开始以“洋服”为样服进行统一,即军服和官服成了日本服装“洋服化”的先驱。然而,可笑的是,当时的“洋服化”实际具有明显的“和洋混淆”色彩,显得不伦不类。据史书记载,当时穿洋服、着木屐行于街上者相当普遍。史书有记载,当时见了穿洋服的“怪物”,常有儿童惊哭、狗吠不停的现象。可见,最初日本人和狗仍“少见多怪”。


女性服装“洋服化”的发端始于西洋文明的标志性建筑“鹿鸣馆”。虽然在1883年,出席开馆仪式的日本女性仍保持传统,但此后随着社交“派对”的导入及其在政府官员中的流行,夫人们逐渐开始洋装裹身。1893年11月3日天长节晚宴的请柬背面还特别注明:“妇女着装为中礼服;如有不便,请勿着白衿纹服。男士着装为燕尾服。”由此可见,洋服已开始成为时代弄潮儿的宠服。


不仅洋服的出现宣告了服装新时代的到来,而且和服本身也随着日本的“强盛”发生了不可忽略的变化。日本的和服,历来主要以自然景物和生物为图案,绘缀在和服上的娇嫩的树枝、盛开的鲜花、潺潺的流水、啼唱的小鸟,显示出宁静祥和,反映出日本人热爱自然的文化心态。但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举国一致崇尚质实刚健,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与之呼应,被称为“日本大胜利形”的樱花和旭日旗(日本军旗)、菊花和日章旗(日本国旗)、樱花和铁锚搭配的图案,以及描绘战斗场面的图案,开始闯入祥和宁静的和服世界。这类图案的绘制者“试图让人们穿上这种服装,在心理上投入这场战争。”美丽的樱花和菊花因此潜伏了腾腾杀机。战争结束后,和服又被染上显示胜利气氛的紫红色,形成了图案与色彩并貌的流行。


在普选运动、农民和劳工运动蓬勃开展,政府呼吁民众参与社会政治的大正民主时代,“洋服化”得到进一步推动。同时,在这一年代,日本羊毛、纺织工业的迅速发展,也为“洋服化”提供了物质的保障。男式服装方面,由于国外设计技术的大量引进,并针对日本人的体型做了修正,西服日渐成为服装主流。女式服装则由于妇女就业范围的扩大,职业妇女的剧增,使“洋服”流行。随后,由于“改善生活”的社会改良主义兴起和“妇女洋服同盟”、“服装改良会”等组织相继成立,“洋服化”得到进一步推动。总之,日本的“洋服化”是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即大正年代完成的。


在昭和年代的战争期间,由于“国家总动员法”的实施,军服、官服、国民服、标准服、学生服均实行了彻底的“洋服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时期,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一些“外来语”词汇已被打入冷宫,但同样与西方文化密不可分的“洋服”却依然受宠。


二次大战以后,“洋服”的外延不断扩大,日本人的服装开始从“洋服化”向“时装化”转变。特别是女性穿着时装的比率较战前有明显的增加;男性的服装也开始以追求组织性、统一性、日常性和美观大方并重为特色。今天,在公众场合,除了一些保留日本特色的服务性行业外,日本人的服装几乎已“全盘西化”。


纵观以上日本服装的演变,我们不难发现,它与从中国到西方的“模范国家”的选择,与日本人意识形态的变革和日本的近代化是互为表里的。


但必须强调的是,“表”不等于“里”。服装的“全盘西化”,并不表明日本人的理念必然“全盘西化”。有些学者认为,与和服相比,洋服必须适合于每个人的体型,因此是培养个人主义的土壤。可是,事实上,直至今天,在强调集团主义的日本,个人主义仍然不受青睐。


服装的“全盘西化”,更非表明身体也会“西化”。在日本导入自由主义经济学而著名的田口卯吉曾针对西欧喧嚣一时的“黄祸论”进行了批判,但他在1904年写的《破黄祸论》中,并没有对“人种优劣论”本身加以批判,而是竭力证明日本人不是“非白人”。


遗憾的是,日本人充其量只能当“名誉白人”,尽管“名誉白人的日本人的形象是以脱亚入欧为目标的日本近代化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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