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那是日本辉煌的一瞬：1964年东京18届奥运会，日本运动员获16块金牌，奖牌总数达29枚。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格登（Andrew Gordon）在《德川时代至现代——日本的200年》中写道，“这些成果，一经大众媒体扩大、传播，极大增强了日本国民对他们在和平背景下以集团方式获得的众多经济、技术、体育、文化领域方面成果的自豪感。”

东京奥运及经济效果

1964年，“东海道新干线”开通，这条高速铁路，将日本人口最为稠密的三大地区以当时世界最快的列车连在一起。从大阪经名古屋到东京，乘坐时速210公里的高速列车仅用4小时。要记住，当时世界最高时速的列车仅为150公里，这在轮轨运输史上是一突破。

此外，东京建成首都高速公路网，缓解了东京及附近城市的交通堵塞。奥运之后，日本加紧东京大阪间高速公路建设，1969年，东京至神户500余公里高速公路通车，关东、关西两大经济圈货物运输更加畅通。

东京奥运还给日本人留下众多现代建筑。44年前为奥运建造的代代木体育馆（游泳馆）及代代木第二体育馆仍在使用。其中，游泳馆是日本著名建筑家丹下健三的纪念碑作品。

奥运会后，日本高层建筑骤然增多。日本城市化飞速发展，城市不但向郊外延伸，也在努力向天空伸展。二战之前，日本法律规定，最高建筑不超过31米，整个日本没有超过9层的建筑。战后，这个规定延续下来，至50年代中期，日本都没有超过9层的大楼。但是，奥运之前，耐震超高层技术成熟。日本建筑标准修改，东京建设一批具有高耐震强度的高楼，高层建筑逐渐增多。

奥运给东京市政留下业绩。因为奥运，东京公共卫生得到改善，抽水马桶普及，下水处理程度提高。为方便游客，还留下众多过街天桥。此外，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城铁、地铁网不断扩充。

20世纪60年代，日本出现一大批中坚企业。所谓“中坚企业”，其规模与中小企业相当，但这种企业拥有自己独特市场，与大企业没有资本合作关系。而且，他们可在东京证券市场上市筹集资金。奥运前后，机械工业流水作业普及。很多零部件中小企业拥有独自技术，数控机床普及。此外，奥运之后，物流、三产获得发展，出现公寓建设浪潮，随之出现大量物业管理公司、清扫公司、警备公司。这时，日本第一次出现劳动力不足。

奥运前后，日本出现企业合并浪潮。20世纪60年代初期，石川岛重工业与播磨造船所合并，建成“石川岛播磨重工业”。1963年，新三菱重工业、三菱日本重工业、三菱造船三家并为“三菱重工”。1966年，日产自动车与王子自动车工业合并成为日产自动车。

东京奥运，除给日本留下39块奖牌外，还让日本在经济上了一个台阶，给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一个加速度。所以有人说，奥运会是日本“战后”通往“世界经济大国”的桥梁，通过奥运洗礼，这个国家从一个“战后国家”驶入进入“世界经济大国”的快车道。查日本经济史，每个日本经济学家都不忘纪录说，1965年至1970年，日本GNP连续6年以10%的速度增长、贸易盈余增大并且稳定。1968年日本GNP超过西德，跃居全球市场经济国家第2位。

全民强制保险制度

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巨大财富，那么，日本究竟应如何分配呢？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与智囊、学术界都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农村与城市已经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人口“农村过疏化”。196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其目的是要消除农村与城市生产率的差距，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此后，日本政府决定，按城市居民工资平均值提高大米收购价格，这促进了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也促进了农村消费水平提高。1960年至1973年，日本城市消费水平提高了83%，而农村竟提高了150%！

1961年，日本建立了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两大制度。这是一种强制保险，所有日本国民以及在日本长期学习工作的人都须加入。两年前，笔者访日本厚生劳动副大臣武见敬三，他对我解释说，“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对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保证国民不论何时、何地都可安心接受医疗服务。因为有这个制度，全体日本国民才能够聚精会神、放心地投入经济建设。”

他说，“这项制度规定，每人缴纳的保险金额，是以个人收入总额乘以保险金额比率得出的结果。这就意味着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缴纳的保险金多。应该说，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新分配收入的作用，但在接受医疗保险服务方面，这种制度不论富人还是穷人，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市场经济，须配合民主主义原则。东京奥运会前后，日本建立了一整套财富再分配制度，不论是“国民健康保险”还是“国民年金”，都属财富重新分配制度。这种再分配机制，其目的是通过再分配机制来缩小地区间、群体间的最终所得差距，防止资本和土地取得过高分配率，并形成旺盛而稳定的国内市场需求，实现社会和谐。

这种再分配制度保障了社会地位、财产、权力差距迅速平均化。对高所得层课税，还可促进消费，增加投资效益。因为，高所得层增加的收入多成为储蓄，而对高所得层课税，将这部分财富转移至消费支出较高的低收入层，可促进消费增加。

“一亿总中流社会”

经济学家中村隆英在《昭和经济史》中指出，奥运会结束后，日本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日本消费者已不满足于单纯的衣食住消费，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恩格尔系数为50%，但1964年，日本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8%，此后更加下降，至70年代末期，降至25%。奥运会前后，日本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基本普及，消费重点从生活必需品发展到彩电、轿车、住宅、教育乃至休假等。参加体育运动人口从1956年的24%增至1972年的60%，外出旅游人口则从1957年29%增至1971年的62%。这个时期，日本各地高尔夫球场、保龄球场不断增加。奥运会后，日本个人消费强劲，大型连锁超市出现建设潮，JUSCO、DAIEI、NICHII等大型连锁超市发展迅速。

日本向发达国家跃进，产业结构转换，这带来日本社会结构转换。劳动者自乡村涌入城市，市区密度增高。很多外国经济学家惊叹，在人口高速向城市移动时，日本竟没有出现美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那种贫民窟。其实这是因为日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财富再分配机制。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即开始策划建立大批“经济适用房”，但真正实施还是在60年代。1963年，日本政府公布《新住宅市街地开发法》，奥运会后，“新城建设”进入高潮。例如日本政府下属投资公司建设的大阪“千里新城”，位于大阪府千里丘陵中央部，面积1200公顷，计划居民15万人。1964年，该新城第一批住房竣工。同年，名古屋“高藏寺新城”基础设施开工，至1968年陆续建成。在东京，“多摩新城”是日本史上最大住宅区，东西长14公里，南北宽1至4公里，规划吸纳34万人入住。奥运会后，该新城动工，1971年第一批居民迁入。国家投下巨资兴建的这种住宅群，大大缓解了高速城市化的问题。

战前、以及战后一段期间，日本一直都是贫富差距较大，但在高速增长特别是奥运后，日本财富迅速平均化。据调查，奥林匹克刚刚结束的1965年，日本尚有43%的人认为自己属下层社会，但到1975年，认为自己属下层社会的降至21.8%，77%认为自己属中层社会。对此，有评论家说，日本已成为“1亿总中流社会”。

我们知道，1960年安保斗争造成日本社会巨大分裂，国内出现严重对立。1964年奥运成功举办凝聚了国民热情，也让他们感到自豪。而日本政府制定的一系列财富再分配法律、制度如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养老金制度等，解除了日本国民的后顾之忧，给高速增长提供了制度、心理保障，刺激了消费浪潮，促进了投资。奥运之后日益成长的强大中产阶级，是奥运会后日本经济、社会稳定最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