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行“安倍经济学”已近两年，日元汇率维持在低水准，出口的增长稳步提升了外向型大企业的利润。日经指数从安倍上任时的9000点左右，提升到了14000点的水平。日本的GDP已经实现了连续24个月的增长。除此，反应雇佣情况的岗位-求职人数比也从2012年的0.82，2013年0.97上涨到今年3月的1.07，完全失业率也从2011年的4.6%跌到了当前的3.6%，看上去就业情况似乎有了大幅改善。

　　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日本当前一共有6295万劳动人口，除去自营业主、家族企业员工之后，实际的“雇用劳动者”有5197万，其中的“非正式雇用”人口已达1964万，比例为37.8%。2012年这个数字为35.2%，而1985年时则只有16.4%。换言之，虽然总体岗位数有所增加，但是正式员工的比例在持续下滑。

　　日本的非正式雇用包括契约临时工、兼职工、契约社员、派遣社员等形态，契约临时工、兼职工集中在饮食业、服务业等以女性为主的业界，非全日工作制，契约时间较短，流动性较大，收入也较低。契约社员是个人与公司直接签订一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方式。派遣社员是劳动者在职业介绍所登记、由职业介绍所派遣到有需求的企业的方式（即职业派遣制）。契约社员和派遣社员一般是全日制工作，并且需要一定的职业技能，在非正式雇用形态中收入较高。

　　处境艰难的中年临时工

　　　 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中年人，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无法获得一份正式的安稳工作，“中年临时工”群体的规模日渐庞大。近日，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劳动政策研究机构进行了一项名为“关于壮年非正式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青年非正式劳动者人群（25~34岁）的相对贫困率为23.3%，约五分之一；而壮年非正式劳动者（35~44岁）中则为31.5%，接近三分之一。

　　为何中年人反而比年轻人贫困？原因在于，青年人者与父母同住的比例较高，能够得到一定的接济。70%的青年人依赖父母维持家计，而35~44岁的中年人中60%是独立营生。

　　调查结果还显示，同属35~44岁的年龄段中，正式劳动者的年收入集中在500~700万日元的比例为最高（26.2%），而非正式劳动者则以100~150万为最多（20.7%）。

　　另外，对于工作内容有无负责“管理部下以及工作人员”“拟定公司事业计划”“专门知识技能”“指导部下和后辈”的提问，中年人群体回答“完全没有涉及”的比例也超过了青年人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遇到困境时向他人寻求帮助的比例也明显降低。

　　与无牵无挂的年轻人不同，中年临时工们通常都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窘境。微博的收入让他们处境艰难。

　　一字之差的巨大鸿沟

　　在日本，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在30岁以前的待遇区别并不明显，但是非正式员工在30岁以后收入就开始停滞不前，两者的差距逐渐扩大。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正式员工职业生涯的平均年薪为510万日元，非正式员工为290万日元；迈入40岁之后，正式员工的收入接近于非正式员工的两倍。以连续工作38年计算，非正式员工一生的薪水合计约1亿日元，正式员工则有1.9亿日元。此外，大学学历的正式员工的总额有2.5亿日元，在1000人规模以上的大企业工作的正式员工能接近3亿日元。

　　在收入以外，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享受的福利待遇更是有着天壤之别，进一步拉大了两者的差距。劳动法规定，企业负担正式员工的健康保险（放心保）金、失业保险金、养老保险金的一半，每月平均约有8万日元左右；除此，一般企业还会向正式员工发放住宅补助等法定外福利，平均月额2.5万日元上下。正式员工在结婚、生育时还可以获得各种名目的补助金。而这些福利与非正式员工是完全无缘的。

　　这种待遇上的差别一直延续到退休以后。正式员工65岁以后平均可以领取约3900万日元退休金，非正式员工则在1500万至2500万之间。日本企业还对正式员工发放一次性的退职金，满60岁退休时平均额达到2600万。非正式员工也没有这项待遇。

　　泡沫经济破裂后的日本就业市场

　　日本的雇用制度以“新卒（新毕业生）至上主义”和“年功序列制度”闻名。1950年代的高度成长期，日本的制造业开始起飞，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日本政府说服企业以“集团就职”的方式，整批整批地接收学生去工作，大量应届生在毕业之前就得到了“被分配”的工作机会。此举降低了企业的招聘成本，稳定了就业率。企业也响应政府“号召”，每年4月1日开始让应届生上岗，这种做法渐渐成为习惯，成为主流。

　　由于在每年的同一时期接纳新人，公司员工之中自然地形成了“一期生”“二期生”“三期生”的阶梯层次。经济高速成长的大环境下，物价也在不断上涨，每年给员工提薪成变成常态。当时，55岁以上的劳动者只占15%，而且基本是自营业或者家族企业员工，极少有供职于一般企业的。按照工龄决定薪酬的年功序列制度，将绝大多数劳动者（年轻人）的工资控制在一定水平以内，于企业经营层面是有裨益的。

　　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坏之后，经济低迷，经营不振让很多企业无力支撑高额的人力成本支出，企业开始人员重组，大量的中年职员遭遇解雇。同时，面向高中毕业生的正式岗位大量减少，大学的升学率开始飙升。但是面向大学毕业生的岗位数量并没有相应地增加，就业困境不久就蔓延到了大学生中。加之日本企业对于非应届毕业生的态度相当冷淡，在毕业之前没有找到正式工作的学生，基本只能接受“高才低就”的现实。

　　泡沫经济的阴云还未散去，1997年的金融风暴又席卷亚洲。由于当时失业人口和待业人口数量太多，日本政府解禁了职业派遣制度（即通过中介公司安排去有岗位空缺的企业工，中介公司从薪水中抽成，属于非正式员工）。过去，只在翻译、程序员、飞行员等需要专业技能的少数领域合法的派遣制度，拓展到了所有的工种。不限年龄、学历、经验，只要去中介公司登记就能立刻被安排工作的派遣制度，有效地降低了失业率。

　　不过，不少大公司利用派遣制度解禁的契机，解雇人力成本高企的正式员工，以相对廉价的非正式员工取而代之。久而久之，中年“临时工”的人数不断增加。对于他们来说，谋求一份安稳的正式工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企业方面除了除了人力成本的考虑外，还有员工习惯上的问题。由于日本有敬重比自己年长者的传统，年轻的上司面对年长的部下时总是无所适从。因此，在日本超过35岁以后跳槽便十分困难。

　　2008年9月次贷危机爆发后，在非正式雇佣员工中收入较高的派遣员工，就成为许多企业第一批解雇的对象。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而实施的派遣制度，如今倒成了恶化问题的温床。这其中就有不少曾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失业、又在派遣公司中重新就业的中年人，他们受到的冲击尤为剧烈。

　　时至今日，在二战后曾经奠定日本经济高速成长基石的终生雇佣制已经摇摇欲坠，“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即“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成长策略”的运作过程中，安倍内阁已经开始探讨改订劳动法、加入“买断工龄以解雇正式员工”条款的可能性，实质是以牺牲国民劳动力的福祉，换取企业负担的减轻，以此刺激经济增长。中年临时工的境遇，仅仅是日本整个劳动阶层所面临的问题中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