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意识形态与美国人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经典的小说和电影等文化作品，都在塑造一种白手起家、个人奋斗、百折不挠，最终改变命运并获得巨富财产和美女爱情的发家史。而日本的文化作品，塑造的是通过团队力量才能最终获得成功的精神。在中国少年儿童中非常热门的日本电视剧，如《奥特曼》、《圣斗士》、《排球女将》、《灌篮高手》等等，都在孜孜不倦地叙述这样一种日本精神：主人公遇到高出自己的对手，屡次失败，但最后通过相互激励配合，发挥团队精神和巨大的潜能，最终打败了那些不可能战胜的盖世对手。中国的民间曾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人和日本人角斗，一个对一个，中国人胜，但三个对三个，日本人胜。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又译本尼迪克特），在她享有盛名的经典之作《菊花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里对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做了这样的概括：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对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的分析，似乎总是来自异邦的观察显得更为深刻。这大概是因为来自异邦的眼光，可以把分析置于一种比较的框架中，找出独特的东西。法国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把这种来自异国的观察，称为人类学家“遥远的洞见”。

　　《菊花与刀》在日本的影响，有点像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C.A.Tocquewille）的《美国的民主》在美国引发的反应。美国人当时发现，来自欧洲大陆的学者似乎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潘乃德的《菊花与刀》是一本受命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当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两大问题急需考虑，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的问题，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还要保留其天皇制的问题，这两大问题美国政府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潘乃德研究。这项研究于1944年完成，在1946年以《菊花与刀》为名发表，立即在日本引起了轰动。日本人甚至认为通过这本书他们才真正了解了自己。

　　潘乃德在《菊花与刀》一书中，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和分析，以优雅、精彩和细腻的文笔，揭示了酷爱栽植菊花和佩刀的传统日本人，一方面文静而崇尚美感祥和，另一方面身临战争状态时又似刀剑般地凶猛，这种二元化的民族性格，在书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潘乃德在书中从比较的角度出发，认为欧洲文化是“罪文化”，日本文化是“耻文化”，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欧洲的宗教把将惟一上帝信奉为绝对的存在，而日本则是多种教派并存，而且一个人同时又可信奉多种宗教的缘故。在潘乃德看来，“耻文化”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而“罪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是对群体规则的依赖。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约束来自内心，是对上帝的法则的敬畏，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得到解脱。

　　潘乃德对日本民族的分析是否被当时的美国政府完全当真和作为政策选择的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战后在美国的许可下，日本的确保留了皇室制度，也保持了日本天皇免除战争罪责的颜面。

　　潘乃德用“菊花”与“刀”来刻画日本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性格，从今天的视角看，采用的是具有“浪漫色彩”的人类学方法，虽说有很多深刻的见解，但并不能完全作为“科学”来看待。特别是对于解释今天的日本，当作饭后的话题谈谈可以，但不能过于当真。

　　这方面我没有什么专门研究，但如果非要找出类似“菊花”与“刀”的符号来代表和揭示日本人行为选择的特征的话，我凭着直觉会选出“神社”和“樱花”。

　　“神社”代表着日本人的实用主义理性，日本人比较善于吸收各种他们认为“有用”和“有效”的外来文化，而不太在意这些不同来源的文化相互之间的矛盾、逻辑的非连贯性以及与自身文化的冲突，他们具有那种把各种不一致的东西融合贯通、组合成一个新的实体的特殊能力。不管是语言、饮食，还是企业组织和权威制度，都是多元选择构成的并行不悖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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