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许多新观点和新提法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其中与老百姓最息息相关的是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受到十八大精神鼓舞，日前多个省市，包括黑龙江、贵州、甘肃等地区已经或正在筹划制定本地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谈到“收入倍增计划”就不能不提中国的近邻日本。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正是因为成功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了国强民富，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奠定了日本后期快速发展的基础，并使日本一跃成为发达国家中的领跑者。

中国目前和当时日本处在相似的发展阶段，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如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之间、各阶层收入之间、过度依赖海外市场与内需严重不足等诸多不平衡增长问题及其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计划的出发点，都是如何在“国富”的同时实现“民富”，使普通劳动者同步享受增长带来的好处。

参考和借鉴日本方面的成功做法，吸取其经验和教训，对我国能否完满实现收入倍增具有重要意义。

国富民穷引发重重社会矛盾

二战以后，一切从零开始的日本经济经过实施“国民经济复兴计划”和“国民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等措施，以及受惠于“朝鲜战争特需”、美国支持等因素影响，到1955年前后已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自此进入了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为中心的高速增长时期。在此阶段，日本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均达到10%左右，特别是1955年5月———1957年5月的“神武景气”以及自1958下半年开始的“岩户景气”，“两次景气”使日本经济实现了12%增长的速度。日本经济的快速恢复和高速增长，使日本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创造了前提条件。

20世纪60年代以前，“强国论”一直是日本发展经济的主导思想。二战结束至1960年代，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投资额的迅速增长再加上二战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廉劳动力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产能快速提高，日本经济实现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已基本实现国富。与此同时，政府却忽视了“国富”与“民富”的平衡。普通的日本国民生活水平并没有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出现了国民收入低、收入差距悬殊等一系列问题。这又集中表现在日本经济的“二重结构”问题，即城乡二重结构和大小企业之间差距巨大。从1955年到1960年，日本全部产业的年工资增长率平均只有5.6%。伴随低工资而来的是低迷的消费水平，由此日本经济陷入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失业率快速上升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低工资在当时的日本已经导致国民怨声载道，由此引发的劳资关系日益紧张。例如，1960年发生在南九州岛三池煤矿的劳资冲突事件，将劳资矛盾激化到顶点，整个日本社会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再如，从1959年4月到1960年10月的一年半时间内，日本共发生了23次以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修正案为借口，实为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水平的游行、罢工等活动，全国大约有430万人参加，行动遍及5350个市、町、村，这两个事件引发的社会动荡成为岸信介内阁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降低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扭转分配恶化局势成为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

反对声中呼之欲出的收入倍增计划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已经将建立福利国家体制、关注弱势群体和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等当作经济发展主流。日本社会各界开始对战前经济发展的目的进行深刻反思，主流思想逐渐由“强国论”向“福利国家论”转变。日本有识之士意识到建立福利国家必须提高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

1959年1月3日，日本一桥大学前校长中山伊知郎在《读卖新闻》上发表文章，“提倡工资翻番”，提出“这里工资是指收入翻番”。针对企业资方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文章指出“如果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资方就没有反对理由，因此收入翻番可以作为劳资双方共同目标，而达到目标的方式就是齐心合力提高生产率”，同时文章在日本首次提出“收入翻番还可作为政策目标，福利国家应该是日本未来的面貌”。

1959年3月9日，刚刚辞去国务大臣、正在参与竞选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广泛吸收各方意见，特别是中山教授的观点，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我的月薪翻番论”。概括起来提出三个核心观点：一是日本经济已经超过历史最好状态；二是面对日本经济巨大的生产能力，需求相对不足，陷入供给过剩困境；三是应该唤起有效需求，以便与供给能力实现平衡。针对日本企业界对收入翻番论的几乎一片反对声音，池田在文章中认真分析了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企业一直习惯于低生活水平因而也以低工资方式开展经营的状况，指出：企业普遍实行低成本制造和扩大出口，带来的经济增长呈现粗放状态。这种状况随着人口就业程度接近饱和，企业经营将无法持续。同时池田在文中再次强调了中山教授的主要理论。此外，文章还从实证角度分析“按照1951—1956年间，日本实现了77.3%的经济增长势头，当时劳动收入增加了一倍有余。因此，今后5—10年间把收入———月薪翻一番甚至翻两番，绝不是不可能。”

1959年，当时的大藏省财务调查官、国民金融公库理事下村治提出了自己的增长理论。“下村理论”主要观点有三：首先，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供给能力，另一个是有效需求。决定供给能力的是投资，决定有效需求则主要靠消费，并且认为消费增加可以将投资增长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具备更加广泛、深入的产业和经济波及效果。其次，认为日本经济的生产能力和有效需求相对关系在最近一两年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战后10年期间，日本发展经济经常考虑如何压低有效需求，把需求控制在落后的生产供给限度以内。其三，认为日本供给不足问题已经有根本性改观，面对十分充实的生产能力，如何增加有效需求是发展关键。基于日本经济在技术革新方面正在取得巨大进展，下村提出一个大胆的结论：“日本经济如今处于历史性的蓬勃发展时期，可望实现长期11%的增长。”

随着竞选成功，池田也将其竞选主张纳入了政府决策层面。1960年7月，在其主持下，新内阁决定，以最初三年9%的增长目标为准，制定和实施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