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蓝建中　报道员王一凡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最具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之一，小到可擦写圆珠笔和无针订书机，大到在诸多领域的全球通用技术规格，日本发展创新型国家的成果随处可见。

　　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在政府的有效支持和干预下，对国立大学和科研机构、大型企业研发部门等进行整合与规划，建立起的有市场针对性的创新研发体系。这个国家创新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典型的民间主导型创新模式，但政府影响又显而易见。

　　在战后复兴初期，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经济危机迭起。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主张通过内部力量，而不是外资来建立完整的产业结构。当时的通产省（经济产业省的前身）采取了扩大生产、拉动内需、避免过度竞争等保护国内企业发展的措施，并着手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在政策制定方面，日本政府赋予通产省特权。通产省可根据自己对日本产业需求的判断，随时调整进出口商品的配给和税率，增减对国内企业的各项优惠措施，调整产业发展方向，修正产业补助预算，甚至在国内经济、科研争端中拥有裁判权。在上世纪６０至８０年代，通产省将主要科研方向先后对准电子、化工、钢铁和汽车等领域，这些领域至今仍是日本经济的支柱产业。

　　在实际操作中，通产省针对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打出了“二次创新”和“专利围堵”两张牌，令日本企业在处于劣势的国际竞争中抓住有利因素，并最终成功翻盘。

　　“二次创新”是在完全掌握、消化吸收了一门技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发展，最终实现技术反超。为维护二次创新带来的财富，日本采取了多种保护性措施，利用专利政策进行的围堵战略，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日本的“专利围堵”战略首先在立法中缩小对专利的保护范围，并降低专利申请门槛。这使得日本企业获得了大量属于小改进、小创新、甚至看似没有意义的专利。但这些小专利就像蚁群一样，将原本属于外国的突破性核心专利包裹、吞噬掉，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专利优势。

　　在专利围堵战略中，索尼公司随身听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本来，磁带录音的核心技术并不属于索尼，但索尼工程师在熟悉了磁带录音技术并发明了第一代随身听之后，就开始在外观、减震、电池等录音以外的领域不断创造新的专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索尼随身听和其他企业的微型录音机相比，在产品外形和功能上都有了明显差异。那些原本拥有磁带录音技术专利的企业，如果要生产类似产品，就必须向索尼申请数量众多的小专利许可。这一方面使索尼占据了市场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也促进了非磁带记录媒介（如ＣＤ）的发展。

　　在游戏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液晶电视等其他领域，原本技术落后的日本企业，如任天堂、东芝、佳能、夏普等，都通过专利围堵战略，扭转了劣势，先后成为世界市场的主流品牌。

　　其实，由政府主导的科技研发，在数量上仅占日本科技创新数量的２０％，其他创新都是由企业实现的。创新是日本企业保证自身发展的头等大事，几乎所有大中型企业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甚至有近万个企业本身就是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单位。而日本政府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通过机构设置，防止科研领域的腐败与垄断现象，创造公平的科研创新竞争环境，保护企业的科研成果。二是通过补贴、贷款、减免税费等政策，支持企业自主研发，替企业承担一部分风险。

　　２０世纪中期以来，日本采用产业界、政府和学术界合作的科技发展体制，即产学官合作体制，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９０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大企业大多不再大力发展自己的研究所，而是委托大学进行研究，既降低研发成本，又保证研发质量。合作还有助于企业发现优秀人才。日本大学也经常从企业聘请研究人员担任教师，这些人更了解社会需要，也更适宜开展符合社会需要的研究。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这部基本法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法律，保障了从事科技研发创新的个人和组织的权益，从而促进人们对创新研发的兴趣。此外，日本还拥有号称“全世界最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保障体系。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保障，像索尼这样的公司才敢对一种产品动辄投入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的研发费用，从而造就了“技术的索尼”这一商业神话。

　　为解决资金人才分散、研究热情不高、机构重叠等日本国有科研机构的问题，日本政府不惜对自己下属的几十个研究所和几十所国立大学进行企业化改革，以打造一个公平、有序、有收益的创新环境。

　　同时，为避免科研立项、执行、审核出自同一部门，形成利益圈子，滋生贪腐现象，日本政府设置了独立的咨询机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该机构直接对内阁负责，每月提交会议报告，对独立行政法人和研究中心的项目进展进行评估。通过这种方式，日本实现了对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防止某些机关与研究机构之间行成利益链条，力争确保创新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