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来自家庭多样化。因为日本在长时间主要针对父母孩子一家四口的“标准家庭”采取住宅政策，政府措施跟不上日本家庭构成的不断变化。据官方预测，单身家庭将在2030年上升至整体家庭的37％。更重要的是，随着高龄化的进行，单身老人家庭亦增加，这有可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国不可避免的将迎来未富先老的现象。从住宅政策来看，因为收入仍然较低，中国的问题会比日本更加严重。

　　还有，房子种类也值得反思。日本政府战后一直重视房产，并促进个人购买房子的“房产政策”。然而，泡沫经济崩溃后，上述的“良性循环”已经告终。

　　政府在1993年出台“特定优良租房制度”。这证明日本政府再度关注租房的作用。这个“特定优良租房制度”以收入位于社会下层25％～50％为对象提供便宜的租房（上述的公营住宅则以下位～25％为对象）。由此可见，日本政府被迫平衡房产与出租房子的供给。中国政府也要保持房产与租房的平衡，使用政策工具进一步减轻租房居住者的负担。

　　财政方面，中国在今年为保障房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市场支出1.3万亿元。但广为人知，中国的地方政府财政比较困窘。日本是怎么应对财政挑战的？以公库为例，日本从邮政存款与养老金筹资。但是，由于对财政负担的担忧，在2007年4月，公库改称为住宅金融支援机构，原则上根据资产证券化的结构全部由市场进行资金筹集，以将风险转移投资者。看起来，为了负担保障房的巨大费用，中国政府也被迫需要进一步对金融市场进行改革。

　　总之，中国政府可以从日本的经历中学到的是，根据透明法律规定，中国政府不但需要扩大政策对象与巩固住房贷款制度，而且要提高住宅的质量。同时，为了避免重蹈日本覆辙，中国需要在设计方面进行不断的改善，好好对应家庭多样化及人口老龄化，保持房屋销售与出租之间的平衡，另外还应为此建立稳定的财政基础。

　　开始出租以后，公团住宅成为白领族的仰慕的对象，并呈现“住宅区热潮”。56岁的尚明晋升至日本住宅公团副总裁，但他不愿意从10坪的房子出去，说：“我们只能提供窄小的房子，我不应该住在大房子”，坚持继续住在这一个小平房。

　　其实，保障房是否成功最终取决于政府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