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合理利用多边贸易机制应对贸易摩擦

　　在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当中，日本处理贸易摩擦的主要手段都是以双边协调和谈判为主。因为这个时期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发展采取的是全力支持和有效提携的做法，日本本身也还没有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日本总结出的“以柔克刚”、“软磨硬泡”的谈判方法，并同时用大量的公关资金在美国找到公关人员同美国的利益集团和国会议员打交道，都使得最后日本出口的损失减小。GATT的争端解决机制并不健全，也是美国没有运用多边贸易体制解决贸易摩擦的原因。在WTO建立之后，日本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日美胶卷贸易摩擦案件中胜诉，增强了日本的信心。

　　我国到目前为止已经结束了加入WTO的过渡时期，对WTO规则的了解和掌握逐渐加深，可以尝试向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寻求解决中美贸易摩擦的办法，并同时注重双边的磋商和谈判，可以更好的减少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经济影响。

　　3.调整出口结构

　　我国是对美国出口的大国，但是从1978年到现在，工业制成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产品的比例中进一步提高，但是纺织品、玩具鞋类等低附加值的产品仍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这些产品基本是靠价格优势在美国进行销售，又是美国人的生活必需品。可见中国出口企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很大，一旦在美国市场受影响，直接影响着部分企业的生存。所以我国应该从如何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附加值和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角度入手，实现出口产品的多元化和差异化。除了美国、欧盟、日本等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家之外，出口企业可以积极拓展非洲、中东、东南亚等的市场，这部分的市场对产品的质量指标体系不及欧美严格，并且中国现在是东盟（10＋1）的成员之一，可以让出口企业积极的拓展出口的市场领域。这样既可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也可以减少由于同类产品进入一个国家所引致的贸易摩擦。

　　日本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对亚洲地区扩大在纺织品和电器方面的直接投资，将出口能力迂回转移到这些亚洲国家，然后再向欧美进行出口，同时带动本国的零部件、中间产品和成套设备的出口；进入20世纪的80年代，由于日美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增加了对美国商业和服务业的投资，特别是在房地产和金融方面。由于进行简单加工业已经给中国带来了不可忽略的环境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出口到另一个国家的产品占到本国该类产品生产的50%，可以考虑到当地生产或者进行产业的境外转移。中国也可以采取这一策略，从周边和我们文化价值观相似、市场准入要求低的亚洲国家开始考虑。

　　4.以摩擦为动力，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从二战后到今天的日美贸易摩擦是不断升级的，但是伴随着这些摩擦，日本也在国内施加相应的改革举措，积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1950年～2000年的短短50年当中，日美贸易范围逐渐扩大，从原材料产业逐渐扩展到加工组装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20世纪50年代从纺织品开始了日美贸易摩擦的序幕；20世纪6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转移到了合成纤维和钢铁，这个时期日本的产业结构也由轻工业化转向重工业化；20世纪70-80年代，彩色电视机、汽车、机床和半导体是贸易摩擦的主要产品，日本的产业结构转向了技术密集型；20世纪90年代，由于日本在美国的金融、通信、房地产等领域的重度投资，进一步引起了宏观经济摩擦和制度摩擦，日本的产业结构也成功转向了信息化。我国也应学习日本的这点经验，以贸易摩擦为契机和动力，积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通过产业升级使贸易摩擦逐步降低。

　　5.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和自主科技创新

　　日本在工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起步晚，但是从明治维新开始就树立起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思想，从零开始的日本首先确定的是＂引进－模仿－创新＂的技术进步模式，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通过消化吸收，并进一步在引进的基础上开发新技术，研究新产品。由引进电视机的国家到今天在世界上生产半导体产品的佼佼者，日本靠的完全就是技术的自主研制和开发。尽管在研发科技中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而且中小企业基本缺乏启动资金，但是如果不走这一步，我们的产品根本不可能升级，和国际市场中的其他产品进行竞争根本没有长期的优势。

　　中国出口到美欧的产品中不乏质量优异，品相出众的产品，证明中国企业具备生产这类产品的能力。但是很多的企业为了眼前利益只愿意去获取国外商家愿意支付的定制费用，中国的消费者在国内的市场上都无法用同一价钱消费到这些优秀品质的产品，要么追求国外品牌的高价值产品，要么消费一般价值但是质量低一些的产品。如果这类型的企业愿意花上一定的时间，在国内做品牌建设，经过5年～7年的品牌建设，一定可以在国内获得一定的品牌知名度，由于品牌带来的价值附加会远远大于出口的微薄利润。如果品质相同，国内的消费者有部分可以转移向这类产品进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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