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地球仪一看，在亚洲大陆的东端像吊挂着似的，从北到南呈半月圆型，突出在海中散在细长列岛，这就是日本。日本的国土虽然狭窄，但地跨整个北半球，因此，四季的变化非常丰富。在首都东京，虽然春天已来临，但北海道还是冬天，当春天迟迟来到北海道时，南边的冲绳和九州已是仲夏不久，从南方海洋上刮来了巨大的台风，日本已是收获的秋天。

　　日本的文化，首先是与这种四季分明的自然对话开始的。在这个列岛上，农耕文明很早就发达。在印度产生的佛教经中国传入在这样的日本扎根，这是6世纪的事。佛教对当时的日本来说，真是世界文明本身。佛教改变了日本，日本的自然又使佛教产生很大的变化。

　　在日本有一句成语说，热到秋分、冷到春分，冷热都到彼岸。彼岸就是对岸的界，本来是佛教的用语，意思是超越变化激烈的现实到达极乐净土。这就是死后的世界。我们由于去极乐净土，才从冷热之苦中完全解放出来，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日本民族把一年中冬天的寒冷与夏天的炎热完结之日的春分与秋分的日子，当作佛教的彼岸。极乐净土只有这一天才转移到现实世界中来。人们劳动完毕休息，参拜寺庙和神社，祈祷现世与来世的幸福。本来是农耕节日的这一天，却成了佛教的祝贺日子。

　　作为一般的文化概念，世界的人类文明，是改造变化厉害的荒野，创造人能像人一样的生活方式的社会，是从这里开始的。在中国、在印度、在西欧，古代文明的产生，首先都是与这种自然的激烈斗争。但对日本民族来说，顺从自然的变化，是文明的基本。变化永远是智慧。

　　本来，日本的自然，并不是简单的荒野，从一开始就被耕耘过了。众所周知的佛陀佛最后的说教《涅槃经》中教导说，一切众生，即有生命的东西，悉有佛性。所谓佛性的意思，就是能与佛陀一样达到悟的生物的能力。但日本佛教把一切自然存在直接地照原样作为佛性，认为与佛陀毫无二致，把众生不仅限于有生物，而且扩大到无生物。

　　日本禅宗的开山祖道元，把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这个经典性的话反过来读，解释为一切皆是佛性。从此，致力于坐禅的修行，一生中不出僧堂，把这种敬虔而严肃的每天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他的弟子们。因为一切的存在中毫无遗漏地具有佛性，所要求对这样的自觉要有不丢脸的严格的戒律。

　　一粒米，一滴水，都是活着的佛陀的生命，因此不能随便处理。这不仅只是简单地尊重物这种道德和经济上的问题，而是意味着一切都是自己的生命，是身体。在日本，把饭粒称作菩萨。通过吃饭，无数的菩萨就进入身体之中。有名的谣曲唱道，草木国土、悉皆成佛，这句话来自于这种想法，即草木、山川石土二切都成佛，不，已经成佛，这也可能说是出色地继承了道元的生活方式。

　　勿须再次赘述，这种自然信仰，是古代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所谓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就是把存在天地间的生物与无生物，都成为一体的观念。尤其是以老子和庄子为祖的道教中，把人生托付给这种巨大的天地运行，作为理想。中国的礼法就是从这种道教与印度佛教接触中产生的。

　　日本佛教使其更彻底。不是改造自然的人的文明而是包含人的文明的自然主义，成为一切的基调。本来，对日本人来说，所谓的自然就是季节的循环。日本的自然，尽管是祥和平稳的，但有时也激烈变化。不能只是祥和平稳的，不能把握只是片面地自然的某一方面。可怕的、严峻的自然，实际上是神与佛作为充满慈爱的考验，而禅接受下来。

　　这样慈爱自然，把经常回到自然作为理想，这种日本人的自然观是由于日本的祥和平稳的风土条件，因此，信仰神社已经在太古的农耕节日的同时开始了。中国佛教与禅的思想，对这些给与理论上的根据，使修行、礼节更加洗练，因此，印度佛教否定现实的侧面，在日本完全被舍弃了，变成为肯定现实的乐观主义，这是自古以来作为日本人的强有力的自然观的发展，为人所注目之处。

　　例如，有名的鸭长明的《方丈记》，把流逝的加茂川的水流之急与无依无靠，也就是咏叹无常，从这车水马龙起笔的。鸭长明的晚年正值13世纪，当时的日本接连遭受天灾人祸，贵族没落，武士阶级兴起，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变革。地震、雷击、火灾、战争这些可怕的天灾人祸，反复持续多年。鸭长明也或东或西，来回逃亡于京城的街巷之中，他丢弃了对被烧毁的自家的执着，居住在立即可移动别处的借的住房里，感到轻松。由于世道无常，虽然简陋但常是新的，乐于这种暂时的住居。可以说，这也是生活在天灾人祸持续不断的京城街巷中出现在的中世人的新的智慧。这是听凭天灾地变，而常能够生活轻松的一种修行。他们又颇有文学上的修养，前面介绍的谣曲唱词，草木国土、悉皆成佛一句，也能够看出生活在那样现实的民众的新鲜的悟。

　　更有趣的是，江户时期之初在长崎出版的日文《伊索寓言》。众所周知，这本书中，有一个辛勤劳动的蚂蚁一家与偷懒的蟋蟀的故事。盛夏时蟋蟀高兴地又唱又跳，而蚂蚁一家却不偷懒地准备严酷的冬天，作为对他们劳动的报酬就是能够愉快地在冬天的长夜中休息。蟋蟀没有吃的，饿得慌，夹着翅膀好歹才爬到蚂蚁的家。

　　在本来的伊索寓言中，蟋蟀被蚂蚁拚命地讽刺挖苦，最后被冷冰冰的赶走了事，但在日本版中，结尾是蚂蚁多少分一点吃的东西给蟋蟀。

　　在西欧，是是否已经有那样的文本呢？伊索寓言传到日本，是那个耶稣会的传教士，长崎版是真正的最初在日本传教的事业之一，因此，他们为了说神的爱，就把结尾修改了呢？事情不大清楚，我进而把它作为前提，认为是日本列岛的祥和平稳的自然与居住在这个国土上的日本人的爱好，要求作那样的修改。

　　据说佛陀生前把自己的的肉体给了饥饿的老虎。实际上，老虎是佛陀永远追求的真理本身假设的形象，因此，那是追求真理的修行者的生活方式，这自不待说，但我在这里又想，不杀死对方或不吃掉对方，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这种古代印度严峻的自然和历史，难道不可以变为它的前提吗？

　　过去的日本人，为这种故事而深受感动，有人也一时引起共鸣，即使如此，也还是避开了自己与对方有一方必须牺牲的这种厉害的二者择一之道，最后都一起把身体托付给祥和平稳的自然，这难道不是可以说在持续追求第三条道路吗？事实上，在日本，政治性的镇压佛教，还是对此反对的殉教，这种例子都很少。

　　总之，日本佛教的特色，是佛为了拯救民众饥苦。据说，假设变成菩萨和神的样子，展现其身，出现这种本地垂迹说，能够看到就在此处。印度的佛与日本的神，本来就是一个。不如说，真正的佛不是随时以同样的样子出现，没有特定的样子。据说因时因地，采取完全不同的形状，向我们走来。就是说，本来是同一个佛，这是不变的，因此，反过来，以各种各样变化的神和菩萨的样子，作为本来佛的化身来崇拜，这就是日本的本地垂迹说。

　　从历史上说，这是印度佛教经中亚细亚进入中国社会之际，带着途中种种变化的样子，作为同一个印度佛陀的教迫切需要用一个原理说明，可以看出这是中国佛教徒发现的一种比较文化的方法，但总之，这种本地垂迹说，最发挥效力的，实际上还是传来日本之后。因为民族接受佛教，比中国接受印度佛教，更为复杂。

　　日本佛教，使日本人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朴素的神社神道、农耕节日、信仰山岳、崇拜祖灵，把这些种种繁杂的宗教，一切佛为日本人假设改变形象，教人们这是已经来到这个列岛上的证据。把当地民众的各种神，作为佛教的守护者，这种想法在印度就已经有了。印度密教，就是其成果之一。密教与日本的各种神携手，充实丰富了日本佛教。明治政府使神与佛教分离，在此之前，本地垂迹的想法，经常成为日本文化的核心。

　　由镰仓至室町中期的时期，即从13世纪大约300年期间，在日本扎根的中国禅对这种原来的本地垂迹说，采取两个态度，第一，彻底排斥本地垂迹，保护本来立场的态度；第二，彻底地推进本地垂迹，把什么都包容下来。能看出道元的曹洞禅采取了第一种立场，日本队的临济礼法使第二种方法彻底化。

　　正如已反复说过的一样，建筑、庭园、工艺、能乐、茶道、俳句等，这些从中世至近世初期，在禅的周边发展起来的日本独自的生活艺术，都是后者的成果。太古以来，堆积在日本列岛深层中的大陆各地的异民族的文明，被禅触发了，一时大放光彩。祥和平稳的日本风土，帮助了这些成果。本地垂迹说，总之，是日本人的自然观或者季节观的哲学上的体系化。

　　日本的自然，与其说是人改造的对象，不如说首先是敬畏、信仰的神。禅可以说把这些作为明确的理论重新整编。

　　日本人把劳动看作最大乐趣，把培养人创造财富，作为生存的意义。这种日本人的劳动观念或者说价值观，也超过同样自然观的话是不能考虑的。因为把劳动想成修行，当作参加天地自然的运行的创意功夫。唯有手工创作是最高的艺术。

　　近代的日本，由于学习了西欧发达的科学文化与生产技术，成为更加辛勤、喜欢劳动的人民。尊重创造东西、劳动，这种日本人的习性，在今天海外称之为工蜂，非常不名誉的名字，产生了过分劳动的倾向。当然，需要批判的反省。然而，这其中有中世以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禅的劳动观念和价值观，连在日本的国内，几乎被贬低的，不能不说更加遗憾。

　　正如已反复说过的，日本人的文化传统本身，具有不动不复的风土的基础与漫长的历史，因此，眼光仅仅向着现代日本的政治与经济的一部分行动，这种国内处的偏见看法，可以说有问题。总之，日本人长年累月培育的自然观，而且与此相连的劳动观念和价值观问题不能隔开，不能仅仅论技术和生产的侧面。

　　对日本队人来说，创造东西，与自然交往之事，依然类似一个宗教的至高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