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作为个体，偏重社会关系和角色、轻视家庭关系和角色的特点，随着当代社会的变迁出现放大与扭曲。

　　根据日本警察部门发行的2008年白皮书记载，该年度日本共发生了1297起杀人案。四五年来，此一数字基本上在1000~1300起上下浮动，但其中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每年只有几起。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写过一篇《英国式谋杀的衰落》，提到那种能够给人深刻印象和记忆的谋杀案之要件，首要一项是杀害对象以家庭成员为主。若以日本的情况来看，奥威尔似乎不必大发感慨，因为日本的谋杀案当中，杀亲的比例真是高得可以。

　　手头一份2007年日本警方的数据显示，杀人、杀人未遂案件共有1052起，其中家族内部的死活之争为503起，几乎占到了一半。亲人相残的现象，引起了日本社会各界的议论。新上台的民主党政权中，以放言无忌著称的金融财政大臣龟井静香语出惊人，把此类案件的增多归罪于日本的大企业“人情味渐渐淡薄”的文化，直指经团联对此负有责任，招来了经济界的一片反弹。不过，曾任警察高官的龟井不肯收回他的此番言论。

　　日本人如此多的家族相残，原因何在？佐藤弘弥写有《家族内杀人事件：社会心理学的考察》，提出了几个社会背景，简略而言分别是：日本独特的“核（心）家庭”为主的模式不利于亲人之间的沟通，贫富差距的扩大，教育中人性内容的欠缺和世界性暴力泛滥的影响。“核家庭”问题，正好涉及前面说的“弃老”现象。佐藤弘弥认为在相当多的“核家庭”父母子女互杀案中，如果有祖父母的存在，或许会起到减轻摩擦的作用。至于贫富差距，他自相矛盾地承认，杀亲案在富裕和贫困家庭中都有发生；而世界性暴力泛滥，什么“9·11”影像冲击之类的就有点胡扯，若真的想栽赃，倒不如把责任推给日本国产的内容肆无忌惮的暴力漫画与电玩。

　　我对日本人杀亲现象的关注，来自2007年伊始的半个月，媒体每天都有新的家族内杀人事件报道，特别是两起所谓上流社会的碎尸案轰动一时。一起是某漂亮少妇将在摩根斯坦利日本公司工作的丈夫用酒瓶打死后碎尸遗弃，此案发生于2006年底，告破于2007年初。少妇遗弃尸体时，曾将一部分尸块扔在了新宿某日本语学校旁边。媒体一度沸沸扬扬说什么涉及中国黑社会，死者是中国来的偷渡客，充分发挥了一番想像力。在这一点上，日本媒体还是比较专业的。1997年神户的酒鬼蔷薇少年杀人碎尸案，少年写给警察的挑战书上的笔迹，被某媒体找来“专家”鉴定，说显示凶手曾在中国华北地区留学，不过没好意思直陈是中国人所为而已。

　　这名少妇供称受害于家庭暴力，后来又承认她和丈夫各有外遇。一个居住在高级住宅区的富裕家庭如此下场，当然很吸引大众眼球。差不多同时，也是东京涉谷区，又发生一起某医生次子将妹妹杀死碎尸案，更是备受瞩目。医生在日本意味着大富之家。初识一位日本朋友时，他得知家父是医生，就说：“在日本，同学里如果据说谁是医生的孩子，大家看他的眼神就不一样。”可是，这桩爆发于医生家庭内部的惨案，无疑揭露出了富丽堂皇之后的阴霾。舆论对于杀人动机的推测，很多集中于乱伦的可能性。有的说被害的女子与医生父亲乱伦，令兄长感到可耻和愤怒，因而冲动杀人；有的说兄妹之间存在奸情，是“禁断之爱”导致了悲剧。舆论如此热衷于乱伦，实质上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流露，迎合了平民的妒富心理。在警方就此案做出的最后调查书中，没有提到凶手任何涉及乱伦的动机。然而，这个案件的另一个插曲，是以细致著称的警方，却犯下把凶手杀人的木刀、碎尸的锯子等重要证物全部“当垃圾扔掉了”的事故。若换在别国，黑幕论阴谋论恐怕不知道要有多火爆吧。

　　反思杀亲案的增多，日本人动不动就归咎于近年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在经济因素中寻求解释。更关键的原因，或许还是在文化深层。在日本的各类文艺作品中，把家族亲情渲染得催人泪下的并不少见，但那终归是创作。日本人作为个体，偏重社会关系和角色、轻视家庭关系和角色的特点，随着当代社会的变迁出现放大与扭曲，比如“核家庭”的迅速增多，才是杀亲案频发的根源。 (本文来源：东南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