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敝于西学浪潮前

　　德川幕府带给日本二百年承平，无仗可打的武士们，在歌舞升平中享受着太平年华。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一部分日本武士以警醒，以儒家思想立国的中国一直是日本心中的大国，但这样的泱泱大国居然被几艘小小的英舰击败了。至美国“黑船”到来之际，日本武士们发现自己祖上传下的盔甲早已破败，战袍已经腐朽，不得已很多武士以消防服为战袍，重新披挂上阵时却发现对手的船如同一座海上堡垒，日本最大的战舰也只有佩里少将旗舰的二十分之一，根本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仓皇中，各地受过教育的武士们，开始探讨日本强国御辱之道。

　　就像多年后的中国义和团一样，当年日本也有很多武士对西方的一切恨之入骨，武士们在各个通商口岸自发袭击西方人。当这些反西方情绪酝酿到一个极致时，终于导致了日本萨摩藩和英国开战，英舰炮轰萨摩的港口，并逼迫幕府赔偿损失。在巨舰大炮的轰击下，日本儒家武士道土崩瓦解了。

　　惨痛的现实，令日本当时的开明武士开始研习“兰学”(即西方的学问)，重点学习炮术、火枪技能，以求快速强大，其中西南四强藩为盛，四强藩分别为：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这四藩基本都是在战国末期争霸战中失势的大名(相当于中国的诸侯)领地，迫不得已投向德川幕府，早就对德川幕府心怀不满。肥前藩，首先建立起日本第一座现代化的炼铁厂；萨摩藩，则购进西方的新式战舰。德川幕府当然不能坐视各藩自行其是，于是调动大军进行镇压，但在春田、斯宾塞步枪面前，穿着盔甲、挥舞战刀的武士损失惨重。挫败感深重的幕府也开始改革，向法国学习现代化。但革命者等不及了，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效忠目标——天皇，这个几乎被日本社会遗忘的领袖。此外，朝廷内部打倒幕府的希望也越来越强烈，不惜将天皇毒杀，换上年幼的睦仁天皇。全国倒幕派开始高唱 “王政复古，尊王攘夷”的口号，一幅大义凛然的神情将天皇抬上了天，全然不顾刚刚毒死了一位天皇。日后，那些右翼分子们在这一点上，还保有倒幕派的神韵。

　　整个维新过程充斥着暴力，倒幕派为了推翻幕府统治，集结军队对幕府进行讨伐。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眼见大势已去，宣布“大政奉还”，将行政权交还给朝廷，试图以此避免战争。但却拒绝将手中的军权交还政府，终于导致了倒幕派出动军队对幕府发动攻击，强迫江户开城，终结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此后，虽在关东局部地区还有叛乱发生，但日本基本上太平了。

　　德川幕府是推翻了，但新建立的政权却人才匮乏，结果不得不大量任用前朝旧臣，包括最后一任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以及曾公开反叛中央政权并建立虾夷共和国的榎本武扬，皆在新政府中委以重任，这些旧臣们倒也尽心奉公，一片咸与维新的景象。在这种情境下，新政府开始解决军队问题。解决军队问题的关键就是武士问题，政府首先要求各个倒幕藩先为新政府做些实事——即把军队交出来，由大村益次郎主管并开始改组军队，建立完备的政府军。随之而来的各种西方科学技术的冲击，使得虚无缥缈的武士道精神日薄西山。

　　覆灭于废刀令下

　　武士的身份象征就是刀。武士刀被称为侍魂，被认为是武士们灵魂的归宿，放弃佩刀权等于放弃武士的身份。同时，日本武士长期拥有一种特权——格杀勿论，就是在武士认为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杀任何一个人。商人如果和武士讨价还价可杀，武士们可以以练习为名杀死路人。尽管这种特权被废除了，但武士们手中的刀永远是不安定因素，还是尽早废除为上。

　　废刀令等于是废除武士们的地位，在武士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弹。一大批武士对新政府不满，尤其是倒幕派诸藩反弹尤甚。倒幕派的武士认为：自己刚为国家立下大功，还未封赏，怎么就要废除他们的身份呢？政府怎么能这样过河拆桥呢！愤怒的武士先刺杀了提议废刀的大村益次郎，试图给政府一个下马威，明治政府虽然被震慑，但最终还是下令废刀，武士们头脑发热，试图通过叛乱停止废刀令。

　　明治政府同时开始推行新的工资制度，收回武士手中的土地，给武士一些补偿金。让武士们做点生意，自食其力。但中下层武士们缺乏基本的商业头脑，根本不懂经营，大量武士纷纷破产，尤其是西南一带的武士，感到自己被政府出卖了。土地是武士阶级存在的基础，剥夺了武士的土地所有权就等于废除了武士阶级。很多武士们发动了叛乱，这些叛乱的不断发生，最终导致了萨摩藩士族叛乱的西南战争。

　　西南战争的主角，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西乡隆盛时任明治政府的陆军大将，个人魅力极大，追随者众多。西乡隆盛此前因为征韩问题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发生过严重冲突。盛怒之下，离开内阁，回到鹿儿岛，建立了所谓的私学，教授射击和火炮弹道方面的学问，还在鹿儿岛各地建立了分校，俨然一个独立的王国。当各地发生叛乱时，西乡还命令手下不可轻举妄动，但西乡的手下炮制了一起所谓的政府谋杀案，逼西乡起兵。西乡一看众意难违，以“咨询政府”的名义起兵，率军向京都进发。

　　其实按西乡等人的想法，这次举兵并不是叛变，只是饱含浪漫色彩的大游行，大家一起去给政府提提意见，自己又是陆军大将，一路上京不应该有障碍。萨摩军队中，服饰各异，有军装，有武士盔甲，有消防队服，还有西方的西服礼帽，简直就是一道风景。这支大军到达熊本城下，西乡大声下令开城，谁知熊本城的守卫司令谷干城根本不吃这一套，下令部队拼死抵抗。萨摩军久攻不下，战局陷入僵持。

　　明治政府最担心的就是武士叛乱，尤其是彪悍的西南武士的叛乱。很多日本人都是抱着同情的态度送那些出征的政府军，眼前仿佛出现了威风凛凛的武士大肆屠杀这些可怜虫的场景。但现代战争强调的是整体发挥，所谓“以一敌百”的个人英雄主义，只能遭到惨败，况且萨摩军没有现代军工体系，连子弹都不能完全自给，很多武士全靠近身拔刀的技能，才能偶尔得手，但终难逃死于乱枪的命运。当年倒幕战争中，被西南武士们大肆镇压的东北武士，为了复仇纷纷加入到西南战争中，与西南武士刀刃相见。西南武士们伤亡惨重。西乡隆盛和他的手下，以武士的方式战死沙场，成了最终的武士。

　　西南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中最后一场内部战争，武士们被平民组成的政府军击败，使得昔日雄横的武士地位一落千丈。此后，明治政府在严惩叛乱武士的同时，也在全国大力取消武士的土地所有权，武士存在的根基被彻底摧毁。至此，武士作为一个阶级消失了。

　　武士阶级消失了，武士道理论上也该消亡才对。但大量的武士失业，沦为社会的闲散人员，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成了明治政府的心头大患。当日本面临内忧时，一般会选择对外扩张。在这种背景下，武士道奇异地存活下来，并迅速蜕变成一剂精神毒药，改变了武士道自身的命运，也改变了旧日本帝国的命运。

　　蜕变于征战中

　　列强林立19世纪，达尔文的自然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全世界的圭臬。近代日本帝国以军事开国，又师从精通此道的德意志帝国，领悟起来自然比周边邻国深刻得多。早在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就对中国的藩属国琉球进行了侵略。随着国内一系列战事的结束，日本国内矛盾更加激化，以日本人的思维，这些矛盾只能通过对外扩张实现。佛家武士道正好迎合了对外扩张的需要。试想，如果全体国民都崇尚战功，克勤克俭，并且不惧生死，那么不需要过多的驱策，一支凶悍的军队即可成军了。

　　日本陆军大多数出身长州藩，长州藩历史上受佛家武士道影响最大，因此顺理成章的将武士道精神融入了近代日本陆军之中。总体看，明治时期日本陆军规模并不大，但综合素质很高，具备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严格的纪律。加之日本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征兵体制，战时全民皆兵。所以日本的国民教育也比较重视武士道精神，强调对天皇的忠心，上下级服从关系，这一切都为武士道军国主义化埋下了伏笔。

　　日本首先把侵略的目光瞄准了朝鲜。蓄谋已久的炮击江华岛行动，挑起日朝争端，此后日本逼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将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随后又借在朝鲜镇压东学党起义，诱使清朝出兵，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两场战争的顺利，甚至都超乎日本人的想象，一时间就成了东亚霸主，令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极度膨胀。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与英国结盟，开始挑战向东扩张的俄国，日俄战争随之爆发。无论是从当时两国的综合国力还是两军的规模看，日本都无胜算的希望。当时，西方舆论普遍认为：明治小麻雀不可能战胜罗曼诺索夫北极熊。日本国内也对这场战争争议极大，明治天皇本人在确定开战的当晚，在睡觉时还屡屡动摇。战端一开，日本陆海军即表现出较高的战斗水平，通过偷袭、强攻等手段取得了战场主动权，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战争中运用了大量新式装备、新式作战思想，令近代战争格局为之一变。但战争永远是残酷的，顽强的俄军也不是朝鲜等国军队可比。日俄战争的焦点很快集中在了远东第一良港——旅顺，日军在乃木希典的率领下强攻旅顺，死伤惨重，战局几乎崩溃，最后不得已发动“肉弹攻击”，大量组织敢死队，在机枪封锁的山头强行开出一条路，几次发动刺刀冲锋，战斗中乃木希典的精神几近崩溃，自己的两个儿子战死，大量日本青年丧命。全凭武士道精神支撑着日军士气，最终奇迹般的攻占了旅顺，全歼俄太平洋舰队。

　　旅顺攻陷后，日俄战争反倒更不明朗，日本综合国力弱的问题开始显现，如果战事继续，日本将难逃失败的命运。有鉴于此，日本海军在海上开始了孤注一掷的战斗，东乡平八郎率精锐的联合舰队在对马海峡全歼了强大的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自身仅损失鱼雷艇3艘。消息传回俄国，立刻导致了俄国国内革命，使其被迫退出战争。日本有如天佑神助般取得了胜利。

　　两场对外战争的胜利，日本所获颇丰。乍看之下，以军事立国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这支靠武士道思想武装起来的“皇军”，似乎战无不胜。但日本忘记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都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日俄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俄国内部矛盾激化、英俄矛盾加剧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非完全得益于战场。日本已经忘记了这一切，执著于万世武功，醉心于武士道的彪悍之中，走向了一条畸形变态的建国道路。而武士道，则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军国主义的走狗。

　　“穿西装的武士道”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还是一个封建、愚昧、落后、贫穷的国家。而武士道，在西方人眼中就是凶残的同义词。随着对外战争的胜利，日本迫切需要扭转西方人对日本的印象，而首当其冲地当然是武士道的形象。

　　1899年在英国留过学，文学科班出生的新渡户稻造，写成一本很薄的小书——《武士道》。这本不到100页的书用英文写就，全书系统详细地对武士道进行了辩解，辩解方法很简单，西方人讨厌的是佛家武士道，而新渡户稻造则刻意将儒家武士道杂糅进佛家武士道之中，丝毫不顾历史上这两者水火不相容的事实。武士的残忍，被解释成了对自己团队的忠诚；武士的狡猾，被解释成了武士的智慧；最令人发指的是，当滥杀平民实在没合理的借口时，新渡户稻造就大言不惭地说——这都是武士编了吓唬人用的，其实还是大爱。

　　只是这样，也难改变武士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新渡户稻造不愧是留学西方文学系的高材生，他又将西方骑士精神融入其中，于是乎武士道就变成了东方的骑士精神，日本仿佛成为了身处东方的西方国家。对东西方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武士道》书中的明显错误，但当年的西方人不可能全面了解东方(即使今天，不少西方民众对东方仍知之甚少)，所以这本书可以很随意地扰乱视听。一时间，《武士道》成为洛阳纸贵的畅销书，新渡户稻造也名声大振。

　　但在书的结尾，新渡户稻造对武士道的总结还颇为客观，他认为武士道必然会消亡，因为武士道在现代社会中起不了什么作用。这个评价还是相当中肯的，在《武士道》成书46年后，武士道伴随着旧日本的一切，成为凋零的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