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因为人是动物，所以人也自然有着与动物一样的维持个体延续之需求，即“生物性需求”或“生理要求”。“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饮食”则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物性需求。日本茶道的特色之一就在于，“茶事”将饮茶礼仪与用餐礼仪合而为一，首先满足了人的最基本的生物性需求。

　　前席进餐→席间休息→后席吃茶，这种茶事的形式，大约是在日本天文年间(1532-1555)形成的(筒井hóng一：《怀石之研究》，淡交社2002年版，第56-57页)。日本茶道成立初期的茶事料理，是对本膳料理的一种简化。日本室町时代的正式料理－－本膳料理，也被称作是七五三料理，一般是在中央摆放一个食案(一之膳)，在其两侧摆两个食案(二之膳、三之膳)，再多的时候还会在对面摆出四之膳至七之膳，而且一般在每个膳里各要摆放上七种、五种、三种点心。“绍鸥的时候，直到十年前，大家还会不吝金银准备二之膳、三之膳”(《山上宗二记》)。由此可见，茶事的料理虽然没有本膳料理那么正式，但在茶事成立初期也是相当讲究的。而且，由于过度追求满足客人的口福，如元龟3年(1572)的《乌鼠集四卷书》所述：“准备料理时的要点是，给山区的客人准备海河之物，给海滨之人准备山野之物。依此类推，给居住北方的人准备南国食物”，结果导致茶人将能否给客人献上珍奇物品看得很重要，茶事料理中的猎奇想法非常严重。

　　但是，随着茶人对茶事的精神层面追求的加强，促动了茶人对作为日本茶道的料理的反省和深思，因而使带有二之膳、三之膳的茶事料理逐渐遭受到了被排斥的命运，于是才有了“怀石”料理的问世。《南方录》“墨引”卷中的“应在适当时候添炭，然后奉上怀石”，这大概是茶书中把茶事料理称作“怀石”的首次记录。

　　那么，为什么要使用“怀石”一词呢？“怀石在禅林亦称作药石，僧人将温暖的石头抱在怀中抵挡饥饿感，因此有了‘怀石’的名称。禅林所谓的小食、夜食等，与药石和点心意同，吃得都十分简单清淡。‘怀石’是非常适合称呼草庵茶料理的文字，颇具有chà意并且非常有意趣”(《吃茶南方录坤》)。也就是说，茶人将日本茶道的茶事料理命名“怀石”，是受了佛教禅宗的影响，是茶人为了追求“chà”的意境和体现“chà”的精神而特意选定的名称。“小草庵的茶之汤，首先要依佛法修行得道为根本。追求豪华房宅、美味食品，乃俗世之举。屋，能遮雨；食，能解饥，足矣，此乃佛之教诲，茶之汤之本意也。”(《南方录》)“怀石”之意，可以说恰好顺合了日本茶道之本意。“怀石”这一重视日本茶道精神意义的表记，是在天明7年(1787)以后才得到了统一，并固定下来(筒井hóng一：《怀石之研究》，第92-95页)。

　　理想的怀石料理，一般由“一汁三菜”构成。所谓一汁三菜，就是一种酱汤和一小碟生鱼丝、炖煮菜蔬、烧烤菜蔬。“草庵的料理，汁一，菜二或三，酒也要少些。过分费心思预备丰盛的料理是不适合chà茶室的(《南方录》)。”以《南方录》为首的茶书，都一致认为是千利休改革了以往的茶事料理，并吸收了禅院精进料理做法，才创立了一汁三菜的怀石。“利休在举办茶会时，料理超过三菜的极为稀少。”(《给宗甫公古织的疑问书》)；“从前招待贵人是二汁三菜，但自利休改正后，即使是贵人也是仅用一汁三菜或一汁两菜，chà者一汁一菜。”(《茶道古典全集》第3卷，第438页)在chà茶形成的过程中，也唯有千利休是彻底遵照其师武野绍鸥“无论是何等珍奇客人也不可超过一汁三菜”的要求来做的。即使是对现世最大的当权者，只要是草庵的茶事，茶席里的料理也必须符合chà茶的精神趣向。(筒井hóng一：“会席料理”，载《京料理的历史》，柴田书店1979年)

　　在对日本茶道的礼仪做法尚没有家元制度下这么容易统一的时代，关于“怀石”的形成，将其归功于某个个人是否妥当，或许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历史真相如何，也还有待于历史学家们今后的努力。总之，从一味追求饱口福的“会席”、“会膳”，到“食，能解饥，足矣”这一契合日本茶道之本意的“怀石”的诞生，可以说实现了茶人从生物性需求向社会性需求、情感性需求的飞跃，也将日本茶道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怀石”不仅满足了茶人要“吃饭”这一生物性需求，而且因其是为宴请招待客人而制作的饭菜，自然也免不了要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性作用。按照日本茶道的礼法，在进食“怀石”的前席，一般壁龛上都会挂着一幅昭示着茶事主题的禅僧墨宝，主客间基于此进行“怀石”的应酬，虽不像在禅堂进餐那样要很庄重地合掌唱诵“食事五观文”，但彼此在同一主题下，共享一期一会的时空，可以说，这不仅满足了彼此交往的社会性需求，同时也实现了彼此间情感的互动，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彼此的情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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