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阿部年晴说，马赛族的姑娘通常会有三个恋人却能够相安无事。只是“这样的自由只在割礼之前可以享受，一旦完成割礼结婚后，便要开始过为人妻母的家庭生活”。再结合斯温森的记述，我们便可以对德川时期少女的生活状态，以及有夫之妇染黑牙的风俗有个比较正确的认识。这一习俗是德川社会还存在着日本意义上的年龄阶梯制的印证。而在农村，因还存在私通的风气，所以少女们在结婚之前充分享受性自由，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而且青年团是年龄阶梯制的典型代表，与马赛族被称为战士的青年组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当然，这个问题因社会阶层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斯温森说:“我们这些对日本这个国家还不是很了解的西方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如何才能对一般日本人的性格以及特征作正确而且仔细的描绘呢？对一个完全均质社会的描述尚有困难，更不用说混杂着多种要素的日本社会了。因为各阶层间划有非常明确的界限，相互之间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利益互相对立，因此很自然地这些因素造成了国民性格的多样性。即使对某一部分的考察是真实合理的，但放在另一地方就可能是不适用的”。因此需要我们谨慎对待，但就现在谈到的年龄阶梯制这个问题来说，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这种“不一致”:虽然在统治阶层里也常常可以看到元服以及其他的风俗，但这种风俗更原始地根植于底层的民俗社会中。不过，这种年龄阶梯制在德川社会存在的意义还是没有充分阐明。

    染黑牙和剃眉之外，纳妾的风俗也让人对日本女性的地位产生怀疑。斯温森甚至疾呼:女性地位是“日本社会秩序中最悲惨的部分”。用豪吉森的话来说，“这个岛国有很多真正的亲情，对老人的关爱和对孩子的关怀，但只有一个人值得同情，那就是妻子”。因为她们不得不和妾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阿尔曼容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在夫妻关系中，妻子被放置在一个极其低下的位置上，让人无限慨叹”。张伯伦在《日本事物志》的“女性的地位”这一章中论述道，日本的妇女们“一直处于被男人掌控的状态，因此拥有宽容心的欧洲人谁都会感到心痛”。因为“女人受到‘三从’观念的束缚，而且丈夫可以随心所欲地跟妻子离婚”。但是他又补充道:“认为日本女性实际上遭受虐待的想法是与作者的意图相违背的”。在日本不存在伊斯兰国家那样将女人隔离的房间，也没有要求女性裹薄纱的习俗。

    有不少的观察者感到日本女性的地位要比中国或是伊斯兰国家高。格里夫就是其中的一位。“研究亚洲生活的学者来到日本以后，对日本女性拥有的地位感到很满足。从中我们明白了日本女性要远比东洋其他国家受到尊敬与爱护。日本女性被给予更大的自由，因此，她们显得更自信更有尊严”。“女人不用裹脚，中下阶层的妇女几乎与美国妇女一样可以自由地出入。”卡廷迪克也有相同的看法:“在日本，妇女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一般会受到非常礼貌的对待，而且能够得到相应的名誉。”只是不像欧洲妇女一样好出风头，她们心甘情愿地处于男人之下，“但绝对不会受到歧视”。

    奥利芬也认为:“在东洋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日本一样给予女性那样多的自由与享受的机会”。他的感觉是，日本女性的地位更接近欧洲。不过他说的“不能允许一夫多妻”是有问题的。但是，提利写道:“一夫多妻尽管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并没成为惯例。换句话说虽然上流社会的男人有很多妾，但妻子只有一个。可以享有作为人质送给领主这个荣誉的只有妻子一个女人”。如此说来，他们感到纳妾与所谓的一夫多妻是不同的概念。贝尔格说:“可以说明日本妇女地位高的最好的例子是她们拥有无限的自由，因此，她们可以去工作，可以参与男性的工作”，“这在其他东洋国家是不可能的。她们的举止虽然端庄矜持，同时又天真烂漫、无拘无束，这种状态只有在男女权利平等的关系里才有可能出现。”

    在女性地位这一点上给予日本很高评价的观察家们，当然不是站在欧洲妇女解放运动的立场上来评价日本的。如果以欧洲近代的标准来评判的话，仅依据日本女性地位要比亚洲各国高这一点绝对不是值得肯定的。如前所述，觉得日本妇女生活悲惨的观察家也为数不少，而且那个时候，他们正是按照欧洲近代的标准来评定的。莫尔斯“从很多的地方意识到妇女地位之卑微，比如在乘马车或是人力车的时候，丈夫总是站在妻子前面；走路的时候，妻子在丈夫身后至少四五英尺远的地方跟着”。换言之，与张伯伦一样，莫尔斯对女人隶属于男人的这一事实感到很心痛。他感到“在我们国家非常平常的对妇女的谦让、礼让在这里几乎看不到”。也正如卡廷迪克说的那样，“日本人不知道要对妇人殷勤这回事”。

    张伯伦记述道:“可以说日本的女性终其一生都被当成婴儿来对待”。这恐怕是在与欧美女性——有着独立人格，拥有与男人同等资格参与社会活动——相对照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皮埃罗·洛蒂将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女性描绘成“不正经的”、“在人生最严肃的时刻也会笑”的“弹簧玩偶”。在强调她们的“脑髓重量轻”和“狡猾娇媚的眼睛”时，他所说的跟张伯伦并没有多大差别。张伯伦严厉批评洛蒂在《菊花》以及《秋天的日本》中，仅仅“以自我为中心、以没有同情心的态度”去描写日本，根本没有抓住日本原貌。洛蒂本人在1901年再度访问日本后，他看待日本的视角有了很大的改变，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十五年前无法理解的日本少女的魅力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但是女人们举止轻佻，“一生都被当做婴儿对待”或者像是只知道笑的愚蠢玩偶也是很自然、没有办法的事。

    洛蒂明治十八年（1885）在长崎与一日本少女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生活”。其实那只是用钱买来的同居生活。日本门户开放后，有不少父母在条约港（treatyport）想把自己的女儿卖给外国人做妾。通过乔治·史密斯的记述，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当地有两名最先到来的传教士，自他们到达这里的第一天起，登门拜访的父母络绎不绝，目的是希望收留自己的女儿，然后每月收取一定的同居费。”洛蒂对这种“婚姻”早已感到厌烦。对方是没有任何“思想”的玩偶，而且“玩偶”脱光了衣服只剩下瘦弱的身体，他想到了逃跑。明治二十年代两度访日的奥地利美术研究专家菲希尔在他的著作里留下了与洛蒂几乎相同的记录。有一个德国人，这里暂且把他称做库尔特吧。他在日本居住了七年，并与日本女人生育有三个孩子，但他“对日本人已经厌倦透了”，所以想回国。他借口说必须离开这个“临时的家”回到德国建立“真正的家”。库尔特向菲希尔抱怨道:“日本女人就像玩偶，无法与她们真正相处。……你能找到与她们沟通的话题吗？她们又能明白什么呢？”而菲希尔原本认为“日本女人就像是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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