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而进的尚武精神

大和民族素有尚武传统，而耻感文化则是尚武精神的一大动力之源。日本方面喜欢在战史研究上投资，特别注重二战史的研究，把先胜后败的太平洋战争作为重点，一个败例一个败例地同美军交流，也贯穿了以败战为起点来研究战役战术的思想。甚至对打胜的战例也研究不足和问题，像对太平洋战争失败原因的研究一直追溯到作为战胜国的一战时期，认为一战暴露出的总体战力不足未能认真吸取，以致二战时对总体战力的发掘和指导不够。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确实以“失败乃胜利之母”为尚武精神的原点，并深入影响到自卫队的思想方法上来。

耻感文化对拥有注重武士名誉传统的自卫队来说起到了很强的激励和鞭策作用，他们将传统的武士准则反映到现实中来，把诸如工作上不认真，业务上不精通，纪律上不自律，生活上不检朴统统以为耻，因而有损武士的名节，故而激发出拼搏的意志。如果说今天自卫队的战斗精神从何而来，都可归结为一个“耻”字。

耻感文化在无形中培养了自卫队富有特色的行为品质，而这些品质也见诸于其他行业，最鲜明的就是富有职业精神。什么事都要按规矩来，什么事都力争做到完美。最典型之处就是在和平发展40多年的日本，居然每座兵营门口都如临大敌般堆着沙堆，每有车辆进出时全副武装的哨兵不厌其烦地推开鹿角丫杈，再进几十米又见用沙包堆砌的半圆形掩体，而兵士们即便是在整修草坪也戴着钢盔，男兵女兵都如此，机关基层也尽然，当然不在作训之列的自卫队官除外。同样，这种文化也杜绝了外部一些商业气息和官僚气息的侵袭，典型的像日本政坛有不少太子党出人头地，而自卫队员子承父业者也不在少数，但都默默无闻地工作，秉承知耻而进的尚武精神。

崇尚“一人定国”的汉唐军风

自卫队是在美军的组建和训练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基本是美式的，但他们的文化根基却没变，传统武德得以传承下来。自卫队的文化根基仍然是武士文化，其中既有其神道的成分，也有儒学因子，而其行为文化更带有浓郁的崇尚汉唐军风的色彩。

刚到日本时，武官曾问我毛笔字写得如何，当时我感到十分诧异。但几个月下来，便感到自卫队在很多方面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如在某方面队听总监讲自卫队官的修养问题时，总监命人取来一匾，上题“先忧后乐”4个斗大的草书，并点名让我谈对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解。

又如，自卫队官们从小学开始就在日本史里读日中交流史，中学时要上中国史，还要学老子、孔子、孟子和庄子，所以他们对《论语》、《大学》都不陌生。以至于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在自卫队大家以会点书法为荣。过去，源于汉唐军事文化的书法、兵法、剑道、柔道、茶道曾经都是武士修行的必修课，如今它们都以不同方式传承下来，仍然是武德文化中的瑰宝。

日本武士文化敬慕汉唐军风的纯正是有历史渊源的。日方学者告诉我这是因为中国文化自元朝以后变化较快，而处于周边的日本反应慢，所以他们被留在了唐朝。这的确是一种说法。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人对古代中华文明的吸取具有鲜明的选择性，在武德方面尤为突出。正如日本人不喜欢《红楼梦》，而酷爱《三国演义》一样，他们认为《红楼梦》里人际关系太复杂，不符合大和民风，而把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士比作三国时代英才们的日本版，所以看《三国演义》能使他们陶醉于豪情壮志之中。

实际上，日本人对武德精髓的领悟是对汉唐军事风范的理解而来的，并不是盲目照搬。日本人认为汉唐两代是中华文明的辉煌期，其成功经验很多，但对日本适用的最根本的就是“以诚立国，明耻教战”。如他们崇尚飞将军李广宁可自刎谢罪也不用钱赎命的耻精神（在汉驱匈奴的战争中李广因迷路而误期，按律可斩，亦可交罚金，李广以为耻，遂自尽），敬佩唐太宗与死囚间的诚信之举（贞观七年，唐太宗李世民允许全国在押390名死囚回家省亲后再斩，死囚们无一背信）。明治维新时武士阶层能够集体平静地接受被削去士族地位，也是效仿初唐将领们为改革让路而不计个人得失的品行（唐初为恢复经济和改革军制实行精兵减将，裁掉一半的将军回家待命，均领一半俸禄，竟无人抵制）。

记得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就进入资本主义前的社会而言，日本比欧洲的中世纪更具真实的封建制度的图景。而这个更真实的封建制度在军事上承袭了汉唐两代的很多特征。直到明治维新后天皇才在《军人敕谕》中宣布终止唐朝军制。所以从日本延续至今的耻文化、诚文化中也可窥汉唐军风之一二。如今，日本的武德文化又有了新发展，他们把《大学》中的一句话“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浓缩为“一人定国”，提出“一人可兴国，一人也可亡国”的新武士精神，福田康夫干脆用这句话作书名发表大作，并一举成为2005年度日本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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