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当代新新宗教的勃兴

70年代以后，原来的新兴宗教步入了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综合实力没有大幅升降。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更新的宗教团体，教名标新立异，教义光怪陆离，教祖声望日隆，教众趋之若骛，日本宗教学界统称为“新新宗教”，并相对幕末维新和战后两个时期的宗教热潮，概之为“第三次宗教热”。它的兴隆，表明信教人数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减少，宗教的盛行和社会的经济水平、人们的知识结构之间，也不是此消彼长的简单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

一般来说，社会的动荡和人生价值取向的迷失而导致宗教热情的膨胀，是宗教的一个发展规律。具体到新新宗教在当代的兴隆，日本社会为之提供了两大主要条件：

一是神秘主义思想的回潮。当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不能解释或对许多社会现实无能为力的时候，超自然、超人类的东西就会成为人们心中的神话。70年代以来存在于日本社会中一股不大不小的大众神秘主义文化思潮，就是这种不可知论的一个写照。不论是影视书刊等大众传媒，还是人们的消费意识与消费行为，都对命运学、心灵现象、占卜、符咒、超能力等表现出极大兴趣，相关出版物畅销不衰，影视收视率也居高不下。与神秘主义思潮相对应，则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口比率从过去的递减转为增势。许多人崇尚命运，把前途和未来归结于神秘力的必然驱使，求助所谓预测未来命运的载体。据日本有关部门调查，青少年中相信神佛灵魂、符咒驱魔、天国世界、讲究吉凶的比例逐年递增，到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达到50％—60％。从1999年开始，一种叫“天国护照”的东西在青少年中流行开来。虽然其初衷是鼓励他们通过行善来实现人生愿望，却以“升天国”为许诺，正是利用了青少年的这种心态而成为一个现代时髦。

神秘主义在新新宗教的教义和教法上有双向的发展，以肯定人的灵性存在作为教义的主体，以开发提升人的灵能作为教法的力点，非理性的灵术侧面突出。几乎所有教主都利用人们崇尚权威的心理来神化自己，自称具有神赐能力的资质；重视产生神秘体验和奇迹的灵术，实施以教主和灵能者为媒介的灵能救济，灵修学已成为新新宗教研习的一个重点，盛行在恍惚朦胧状态下开发灵能与神通力的神秘行为。对此，有些日本学者把新新宗教称作“术的宗教”，言简意赅地道出新新宗教的共性。可见，新新宗教倡导的神秘主义修行投合了当代人们的这种心理和精神需求，两者有着某种同构的东西。

二是现代社会精神危机使然。新新宗教发生在日本当代的富足社会，长期困扰人们的“贫、病、争”三要素已退居后位，单纯的生存需要已成为历史，人们的生活意识、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都发生了巨变。在这一前提下，人们关注的问题开始从物质转变到人的本身，导致了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即从生存型、以物质需要为主向发展型、以精神需求为主的结构转变。但是正如日本学者所言，现今的日本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精神异常匮乏的“带引号的富足社会”，就是说，日益丰裕的物质生活和日见低落的精神境界存在着巨大落差。当人们面对隐藏在物质繁荣背后的诸多问题、矛盾与痛苦时，当人们面临选择或缺少作出抉择依据的参考架构时，很容易表现出人文素质的降低和心理素质的脆弱，而出现逃避现实的倾向，从而为新新宗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人员。

新新宗教聚集着许多青年人，甚至一些高科技领域工作者也加入其中，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颇具示范作用，往往成为低知识层面群体的心理支持。这些年轻人虽然没有经受过父辈的苦难，但品尝到今日社会的喧嚣和泡沫经济的苦果。强调优胜劣汰、个人成就的激烈竞争，更使他们感到命运的不可捉摸以及社会巨大机械力对人之命运的制约，恐惧、不安、苦闷、孤独、迷茫等风险意识日益成为精神负荷。他们希望得到依靠自己力量得不到的东西，希望实现在社会中实现不了的自身价值，渴望找到一个能保护自己或能给予心理缺蚀补偿的团体。于是，新新宗教的非理性的东西或所标榜的关怀鼓励功能，在社会的反衬下更显出内聚力，吸引人们把信教作为调节理想、人生和现实矛盾的一个途径，反映出当代一些日本青年的深层心理病态。

从整体来看，新新宗教处于良性的发展态势，大多数教团能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一定的协调功能和平衡机制的作用。但不容否认，其内混杂着少数反主导文化、反人性、逆人类文明进步潮流而动的邪教组织。它们极力培植教主绝对至上的观念，大搞单向的盲目的教祖崇拜，利用支离破碎的迷信骗敛钱财，编造异端邪说蛊惑人心，实施近似恐怖的垂直领导和精神控制，乃至动用禁闭、暗杀等手段。奥姆真理教、法之华三法行、真理之友教会等就是极端事例，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已经引起日本政府的高度警觉，对其组织采取了严密的监控措施，对其首恶分子处以极刑，并制定了惩治一切不法宗教团体的新法规，拉开了全面封杀邪恶宗教组织的序幕。

最后，综观新兴宗教和日本近现代进程的关系，似可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新兴宗教不是飘忽于日本现实之外的世外王国，其产生与发展也不是偶然的、突发的，而是社会结构全方位变动使然，换言之，是和社会动荡的相遇与回应。新兴宗教发生成熟在日本传统社会解体、近现代进程主导着社会转型的时期，卷入了每个历史嬗变阶段，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经历了兴衰沉浮，而且其发展前景还将受到日本社会环境变化的制约与影响。

第二，在日本这样一个人种和语言单一、地理位置孤立的国度里，却具有多种宗教多元存在、新创教团层出不穷的显著特征。若追根寻源的话，它存在于日本文化的传统中。日本文化既有两千余年吸收中国文化经验的积累，也有通过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改革培植起来的开放意识，造就了日本人包容诸多文化模式的深层心态特征。尤其在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日益开放、价值观念日趋多维的现代社会，人们对宗教的认知，更容易从心理到行为采取宽容随和的态度，客观上为新兴宗教的发展打造出适宜的人文气候。

第三，日本新兴宗教作为近代民众思想运动的一环，扎根于本土文化，是其生长点之一。新兴宗教具有适应性与灵活性强的特点。它以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文化形态为素材，从中汲取有用的东西，发掘被忽略的成分，在继承与更张的过程中使教理体系日臻完整成型。因此，人们在新兴宗教群体中很难找到教义教法纯粹的组织，几乎都表现为主体教义和其他多种要素的融合。可以说，具有悠久历史的日本本土文化为之提供了广博而丰富的营养源，而新兴宗教又是日本社会生活多样化、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曲折反映。第四，日本新兴宗教是作为民众的自发运动而发生发展的，无论是在祸乱不止的岁月，还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慨叹人生的无常和企图到宗教中寻找出路的观念，会有很大市场。新兴宗教举着现世救济、民众救济的大旗，用“新的观念”解释世界与社会，把普通百姓对最佳生存环境、物质状态和精神境界的向往一并吸纳到教义中来，因而对不同社会成员的多方需求起到一定的代偿作用。而且，由于新兴宗教的教理质朴自然，教化手段生动活泼，修行方式平易简单，很容易使社会各色人等在参透人生的探索中找到自己命运的归宿，这正是日本新兴宗教内在优势之一。

作者：张大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