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女人在抗战中的中国

作为唯一的一位外籍女性，她的塑像已被永远地竖立在重庆的历史文化名人馆里；

她是一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了整整十年的著名世界语者和国际主义战士；

她就像是为了和平而来到这个世上，短暂的生命宛若一道划破夜空的流星，最终坠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有人说她比白求恩更加伟大和艰难，并举出三条理由：1、她是日本人；2、她未加入任何党派； 3、她未受任何组织派遣。

抗日战争期间，有一名日本国的年轻女子，她不惜冒着被日本军国主义杀戮全家和诛灭九族的危险，甘愿承担“不忠不孝”和“叛徒卖国贼”的骂名，不远万里，只身秘密漂洋过海，追随自己的中国丈夫来到中国。到上海，经广州，困香港，赴武汉，驻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她用自己清脆的嗓音和手中的笔，对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祖国的侵华士兵做了大量的反战宣传工作，她那柔美流畅的语音和人类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美好愿望随着无线电波，飞过千山万水，穿越层层云雾，在日本国领土上空和侵华日军之间回荡。一些日本士兵在收听过她的播音后，或放下了屠刀，偷偷地离开了队伍；或面东长叹，剖腹自杀，以谢中华。故时人有评她个人的反战威力大过一支集团军。为此，日本军国主义诬蔑她是“娇声卖国贼”，要她的父母“引咎自裁”；她还用笔写了大量的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文章；她还常去日本战俘营向她的同胞们宣传战争的罪恶与和平的美好；她是一位著名的爱好和平的世界语学者，为宣传和普及世界语不遗余力，用世界语写了大量文章。抗战胜利后，她与丈夫根据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党组织的安排，到东北开展工作，不幸于1947年初，夫妇两人先后因故逝世。东北人民政府将他俩安葬在佳木斯烈士公墓。三十三年后，1980年，经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的亲笔签署，中共中央宣传部追认这位英年早逝的异国年轻女子为“国际主义战士”。不久，由邓小平题写片名的、中日两国影视界以她为原型合作拍摄的电影《望乡之星》开始在两国同时放映。日本著名影星栗原小卷扮演了她。她的故事在中日之间一时传为佳话。1983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佳木斯烈士陵园为她修建了陵墓和纪念碑。这位去世时年仅35岁的日本女子就是绿川英子。抗日战争期间，从1938年底至1945年底，整整七年时间，她就生活、工作和战斗在重庆，重庆至今还完整地保存有她当年工作和生活过的好几处旧址。

　　绿川英子，她的本名或者说原名叫长谷川照子，“绿川英子”是她在日本读书期间，接触并热爱上世界语之后，她自己用世界语取的名字，如果用世界语称呼的话，就叫维尔达·玛约（Verda Majo），意思是“绿色的五月”。“绿色”象征着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五月”则代表着团结与斗争。自从她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后，她就一直用这个名字对外和写作。因此，好多人都只知道她叫绿川英子，而不熟悉她的本名：长谷川照子。

绿川英子于1912年3月7日出生在日本山犁县都留郡大原村猿桥的一个富裕的土木工程师的家庭里。她的父亲叫长谷川幸之助，在东京市政府担任土木建设课课长多年。1929年，绿川英子毕业于东京府立第三高等女校，以后又考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此时的绿川英子，开始接触了奈良地方的劳农组合与各种进步的文化团体。1931年中日“九·一八”事变爆发，震动了绿川英子，她对此事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这段时期，她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32年6月，她参加了以日本著名进步作家田雨雀学为理事长的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的进步活动。开始学习世界语，并与反对侵略战争的左翼文化人士有所接触。在一次世界语的学习会上，她激动地表示：“作为一名绿色的世界语者，我毫不掩饰地反对侵略，反对侵略战争。”不久，绿川英子就因“具有危险思想”和“共产党同情者”的罪名被日本警视厅逮捕，释放后又被学校开除。此时，离她可以拿到大学毕业文凭仅差三个月。但绿川英子没有懊悔，她在写给女友的信中表示：“尽管环境恶劣，但我心情平静，今后的生活纵然最不安定，而我的意志绝不会动摇。”

1935年，绿川英子认识了在东京留学的中国东北青年刘仁，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相互倾慕。1936年秋，绿川英子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与刘仁举行了婚礼。这在当时日本国内法西斯主义猖獗的情况下，对她来说，无疑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当时日本人普遍有一种瞧不起中国人的偏见。在当时的日本，嫁给中国人被认为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何况绿川英子是与一位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国留学生结婚，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她的父亲对此事大发雷霆，许多亲朋好友也大惑不解。就连当时日本著名进步作家鹿地亘这样自诩为革命者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对绿川英子风言风语，大加奚落。但绿川英子丝毫没有理会这些旁人的看法，她认为刘仁值得她这样去做，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她与刘仁的爱是真挚和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