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成本还是“金权政治”？

草根人物要竞选议员，知名度是最大的障碍，而要向更多选民推广自己，则面临一笔庞大的宣传费，动辄数千万日元。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新议员向日本媒体感叹，自己决定竞选议员前，只是一名普通的工薪族，为了拉票，只得动用多年积蓄。

“虽然民主党方面也会给我一些活动费，但这远远不够，最后连向支持者寄送宣传材料的邮费都让我捉襟见肘。”这名议员说。

也有草根竞选者选择向亲戚借钱，35岁的新议员神川洋介就是其中之一，在从政之前，神山先后在保险公司和研究所工作，也是一名典型的工薪族。

“我向亲戚借了三千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23万元———编者注)，主要就靠这笔钱了，另外还有来自民主党的活动资金。”神山在接受本报记者邮件采访时说。神山在自己的财产报告书上，也写了“零”。

当然，作为国会议员，神山目前也享受相当高的薪金待遇，记者从日本国会众议院网站的公开法律文件上了解到，普通议员每月能获得约130万日元的薪水，另加上分3次发放的补助金，年收入可达2300万日元。

尽管议员薪水颇丰，但在前首相小泉的儿子，也是在去年当选自民党议员的小泉进次郎看来，这些薪水仍不足以支撑议员频繁的政治活动。

“要是没有来自政党方面的资金支持，仅靠个人资产开展政治活动，几乎不可能。”小泉进次郎对日本媒体说。

小泉进次郎要在选民中获取人气，还能凭借其父亲的影响力，但对于像神山这样的草根议员而言，为了在选民中保持知名度，并取得其信任，组织和参加各种宣传集会活动更必不可少，而这需要钱。“现在我的经济情况也很不好，但各种活动还得继续。”神山说，“现在我手头的钱，还不如当时在公司上班时多。”

为了筹集更多活动资金，神山说，他将把主要精力放在募集个人捐助方面，“今后我计划努力募集政治捐款，主要是来自个人的政治捐款。”

“在民选制度下，‘政治靠金钱铺垫’在很大程度上是必须的。”家住横滨的自由撰稿人加泽惠对本报记者说。加泽说，有些人认为这是“金权政治”，对此她并不认同。

加泽认为，民选政治的确很花钱，但它也能迫使政治人物最大程度地接近选民，并接受后者的挑选和监督，“如果公务人员任免都由少数人决定，那当然会大大减少成本，但那也可能意味着暗箱操作与腐败”。

首富鸠山否认从政捞大钱

当然，日本国会议员们也并非都像橘秀德一样属于“穷酸一族”，国会内也存在着从“零”到“16亿”的巨大“贫富差距”。

《朝日新闻》在查阅资产报告书后报道称，在申报财产的议员中，有两名兄弟议员的资产合起来，便占据了议员总资产的16%，他们是现首相鸠山由纪夫及前总务大臣鸠山邦夫。其中鸠山由纪夫乃国会首富，申报资产总额为16亿3680万日元。此外，一些资深议员，如前首相麻生、安倍以及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等人，申报的财产也超过一亿日元。

“因为我的母亲和祖父的关系，我拥有不少资产，这的确是事实，但这些钱绝对不是在从政之后捞取的。”去年10月，鸠山在作为内阁成员公开个人财产后，如此解释自己巨额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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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市民推动大制度

日本的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第一条即明确，制定此法旨在将政治人物置于“国民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并期以确立政治伦理。”

根据该法，议员个人所有的土地、房产，定期存款、交通工具、有价证券以及贷入及借出款项等资产明细，均须向议会议长作年度申报。而任何一名日本公民，均有权查阅这些财产报告。

日本政治人物资产公开制度，最早源于日本大阪一个小城市———堺市。1983年，堺市一名议员被控腐败却拒绝辞职，愤怒的市民们立即发起一场“市政净化”运动，推动了该市议会通过了一部地方法律———“政治伦理条例”。这部以公务人员资产公开及问责制度为核心的地方法律，也成为日本战后首部“政治伦理”法。

1983年，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内阁大臣首次公开财产，此后，这一制度逐渐扩及到大臣的配偶和子女。1992年，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生效。在上世纪末，日本各地方也相继通过了各自政治伦理法。这使得日本全国行政人员及立法人员个人财产，均在制度形式上，受到了国民的直接监督。(采写/本报记者 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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