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冷冷清清的基础学术研究相对比，应用对策研究却显得风风火火，热热闹闹。这种研究状况的出现，大概与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就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功能有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文化研究的社会政治功能愈来愈得到强化。如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研究界开展的关于日本明治维新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以及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都很热的日本近代化研究，都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在应用对策研究方面，学者们投入的精力不可谓不大，但收效又如何呢？笔者孤陋寡闻，不敢妄评先行研究从日本文化中获得了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但从近年来的中日文化交流乃至中日关系的现状来看，所谓的应用对策研究的成果，的确很难说是真正地发挥了建言献策应有的作用。　

　　其实，如果基础学术研究做扎实了，研究日本文化还是应该能够为我们提供很多借鉴经验的。比如，对日本人“罪己”意识的研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就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在日本，当一个政治家或企业主在自己的职位上，出现了工作失误，或者对某些问题负有重要连带责任，或者因某种原因引发了影响自己继续工作下去的社会舆论，因而失去了上司或纳税人的信任时，无论是出于良心发现还是迫于某种压力，一般都会马上主动选择辞去自己所承担的职务，这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　

　　在日本，引咎辞职不是一项正式的制度，亦不是一种处分措施，更多地是一种以引咎罪己者的道德意识为基础的道义表示，并且早已成为一种风气、一种无形的制度，深入人心。另外，引咎辞职也不意味着官员的仕途就此到头，往往是今天辞了职，过段时间没准儿又会有更大的舞台供其去施展才华。　

　　这种例子有很多，曾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就是一个好例子。2004年5月7日，时任小泉内阁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因有3年零1个月没有按时缴纳国民养老金的问题，不得不引咎辞职以示罪己，但三年之后他却一跃登上了日本首相的宝座。在日本，很多人之所以能够没有更多心理障碍地退位让贤，与日本人这种根深蒂固的“罪己”意识的存在、以及这种意识为失意者所创造的东山再起的宽松环境，应当是不无关系的。　

　　其实，“罪己”意识在中国也是根深蒂固的。“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春秋左传》庄公十一年）粗览历代王朝史籍，首先就会发现关于帝王罪己或大臣辞官蛰居罪己的记述比较多。特别是在天灾人祸出现时，帝王罪己的记录会更多一些。当帝王不罪己时，大臣们往往会上奏章请帝王罪己，帝王一般都会听从，当然也有不听的时候，有的大臣就是因强要帝王罪己而送了卿卿性命。　

　　更有趣的是，如《明史》卷一百十四列传第二中所述：“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挈之登辇以出。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翼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就连帝王不好好学习时，也会被迫类似于现代人写检查反省一样写罪己文。　

　　中日两国关于“罪己”的文献记录和内容都是很丰富的，“罪己”也并非仅仅表现为一种“引咎辞职”的行为，“罪己”意识和行为也不仅限于帝王将相，还普遍存在于普通百姓中。在一定意义上，“罪己”意识和行为，还可以说是一种很普遍的克己泄怨的方式。　

　　“怨”，就如同喜怒哀乐一样，亦是人之常情。怨恨情感的形成，既可能是源于人际关系的不畅，又可能是因于社会制度导致的个人人生命运多舛，也可能出于自然环境的逼迫。人是一个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心理活动与社会环境的动态均衡体。作为生物体的个体，每个人都力求在其控制下的器官组织维持有利的生理稳定，也力求在其精神及与他者的关系中维持平衡。当一个人受挫后，惟有将怨恨宣泄出去，方能求得心理的平衡。否则，怨恨积久难平，其破坏力小可摧毁个体生命之身心，大则可颠覆既有的社会结构，导致各种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各类秩序的重构。因此，无分古今东西，如何消解怨恨，可以说一直是个人、社会有意或无意在思考和践行的问题。“谁把握了一个人的爱的秩序，谁就理解了这个人”（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下，第740页）。笔者认为，谁把握了一个人的怨恨的形成、宣泄方式等，谁也同样可以理解这个人了。　

　　受挫失意者对受挫的归因，将会直接影响怨恨所指向的对象及怨恨宣泄的方式。当其把挫折归于外因时，他人及物便成了怨恨所指向的对象，在宣泄怨恨的方式中，对他人及物的攻击性会更强烈一些，极端者往往会不择手段置对方于死地；当其把挫折归于内因时，自己的身心便成为怨恨所指向的对象，在宣泄怨恨的方式中，对自家身心的苛责也会更强烈一些。“罪己”意识和行为，可以说正是失意者向内归因、宣泄怨恨方式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对较为积极的泄怨方式。　

　　温故探新，对中日“罪己”意识和行为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期待其在政治文化建设方面的社会功能，对于我们更深切地理解日本人的情感模式，把握其行为方式，也是不无意义的。　

　　人云亦云的日本国民性研究　

　　我们研究日本文化最大的目的之一，说白了，就是要搞清日本人是怎么回事儿。因此，在我国日本学界，日本国民性研究一直是一个大家格外关注的研究课题。　

　　迄今为止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根据相关研究论著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描述分析日本国民性“是什么”的研究；一类是探讨所谓的日本国民性“为什么是这样”的研究。　

　　关于前者，先行研究大多偏重通过与西方人的比较，来凸现日本人的国民性。诸如“耻感文化论”、“集团主义”、“娇宠理论”、“间人理论”等等，都是这种比较研究所获得的重要成果。但是，当把日本放到对其文化影响深远的东亚来考察时就会发现，所谓的日本文化特殊性，在东亚文化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而便会令人油然而生出一种“泯然众人矣”的感觉。“耻感文化论”等，与其说是日本文化的独特之处，莫如说是整个东亚文化的独特之处更为恰当。由此，就会愈发给人一种日本人一笔难画、且多少笔都难画得逼真的感觉。　

　　关于后者，大多数的先行研究都非常重视从“风土论”即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究日本国民性的成因，而从社会历史条件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则略显不足。　

　　建国以来，我国学者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在关注和从事着日本国民性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在大多数研究论著中，主要内容都还只是对欧美学者或日本学者观点的附和而已，少有颇具独创性的研究。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我们作为日本人最近的邻人，却对其国民性格感到难以捉摸，反倒似乎不如欧美人对日本人看得那么透彻，其原因恐怕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的研究方法欠佳所致。以本尼迪克特等人为首的文化人类学家，采纳文化模式论和心理学手法关于日本文化与人格的研究，曾经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对于偏重通过与西方人的比较而凸现的所谓的日本文化特性，最终让我们这些最近的邻人看日本时，还是难免有些雾里看花般的遗憾。因此，欲真切地认识日本人，今后还有待进一步摸索改善我们的研究方法。　

　　眼下，多年来潜心于方法论研究的尚会鹏先生，通过对美国华裔文化人类学家许烺光先生的“心理－社会平衡理论”（Psycho－social　Homeostasis，PSH）的完善而创立的“缘人”“伦人”理论，为我们认识日本国民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尚会鹏先生对许烺光“心理－社会平衡理论”的译介、完善和应用示范，使我们对日本国民性可以不用再人云亦云。　

　　限于篇幅，在此无法尽情列举更多先哲时贤的大作。总之，笔者衷心地希望，先哲时贤们通过潜心研究得出的科研成果，能够像清凉剂那样抚平学子们被这炎炎夏日的风火撩动起的浮躁之心，激励大家能够更加潜心专注于基础学术研究，早日为学界奉上扎实且有洞见的应用研究成果，认认真真地画出日本人的真面目，使我们能够知己知彼，增进互信；相互包容，化解怨隙；相互感动，共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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