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做名词解释。所谓“下流”，原意指河川的下游，被作者转意为下端、底层，并没有汉语中形容人品行不端、举止轻佻狎亵的意思；而“下流社会”，则为作者的造语，相对于此前传统的“中流社会”而言，指社会向下发展的态势。

　　开宗明义，作者先对读者做一番“下流度”测验：在给定的12个要素中，如有半数以上命中，便说明被测验者是“下流”的。这些问题包括：年收不到年龄的10倍(单位应为“万日元”)，想活得像自己，喜欢独处，常以点心和快餐充饥，有时整日在家打电玩、上网，大龄未婚(男性33岁以上，女性30岁以上)，等等；在续篇中，又追加了在2005年9月众院中初挺自民党，有时会被石原慎太郎吸引，在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上衷心声援日本，觉得在工作上即使努力也无法得到回报，等等。通过对上述在数以万计的问卷调查基础上“提纯”的要素的选择倾向的观察与分析，社会中特定人群、年龄层的价值观，生活、消费观的变化曲线凸显出来，据此，作者得出了日本社会已日益“下流”化的结论。

　　“下流”者，未必单纯指收入的低下，也包括沟通能力、工作态度、学习意愿、消费欲望等方面的不振，就是说，对人生的意愿本身，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表现在结果上，就是收入水准上不去，老大不当婚的几率甚高。他们慢吞吞地走路，慢吞吞地活着，因为只有如此节奏，他们才觉得爽。这类人不仅为数甚众，且在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即“团块次世代”——战后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当中，有日益蔓延的倾向。

　　而这代人，正是日本社会在成为“一亿总中流”的中产社会后诞生的一代，其特征是，他们从未见识过显著的贫富差别。在郊外卫星城的新兴住宅社区里长大，同龄的人拿同样的年薪，住同样大小的公寓，开同一档次的车，在他们是天经地义。他们既缺乏从“下”往“中”，或从“中”往“中上”上升的冲动，也不太会考虑有一天会从“中”掉到“下”的可能性。

　　受惠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和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政策，正如其父辈经历过的匮乏的平等一样，这代人在富裕的平等中长大成人。周末开车去郊外的Shopping Mall采购，琳琅满目的商品以低廉得出奇的价格批量出售，应有尽有。在这样的时代，还成天琢磨努力工作赚钱的人确实显得有点傻。就像登富士山一样，对山顶有更美的风景的期待是唯一的动力。但差不多登到“七合目”的时候，风景已足够雄奇，再往上攀也不过尔耳，巅峰体验的刺激便难以维系登顶的诉求。于是，哥几个就地坐下，喝点冷饮，吃个火山熔岩煮鸡蛋，指点一番江山，下山了事。

　　曾几何时，日本以“一亿总中流”为骄傲，整个国家宛如一间巨型公司，手提公事包、身穿蓝色西服套装的商人绕世界飞，被西方人奚落为“日本株式会社”。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直至经济泡沫大而未破的时期，日本人始终以为增长神话会无限持续下去，东洋式管理模式也会被世界普遍移植、嫁接(西方也不乏类似的声音，诸如美学者傅高义的<日本世界第一>()等)。但泡沫还是破了。这一破，让日本十年不振。不仅不振，世风随GDP而江河日下，人心道德受到空前严厉的试练。

　　再度从泡沫经济废墟中崛起的日本，对公司管理的东洋模式已不复从前的自信。目睹泡沫崩溃后，被认为永不会倒的百年老店的银行、证券、金融机构一间间倒闭，日本人终于知道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包括东洋式的终身雇佣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年功序列。今天，包括日本顶尖的数家电机制造公司在内，公然打出“终身雇佣”招牌的企业已然绝迹。但与此同时，随着企业的瘦身、重组，大量冗员被清除出“蓝西装”的行列。这些昨天的上班族，因种种原因，成了从日本工业生产线上脱落下来的螺钉。他们与成群的“飞特族”(日人根据英词“Free”的造语“Freeters”，近乎中文“自由职业者”的表达)、“尼特族”(日人造语“NEET”，意为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失业者、无业者一起，成了日本“后泡沫”社会的游魂。

　　毋庸讳言，“下流社会”现象的始作俑者是小泉(纯一郎)-竹中(平藏)经济路线，是前者开创的“构造改革”的“负的遗产”。其理论来源是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张“国富”由少数精英创造，而大众只需消费“国富”，唱唱歌、跳跳舞，扩大内需即可，基本上是以拉开“格差”为前提的理论预设。当然，从彼时企业不良债券呈恶性膨胀的天文数字的现状出发，作为“被动改革”之一环，如此政策设定大约是别无选择。但即使在后来的安倍政权时代，关于“格差”问题，来自政府方面的权威解释依然是让穷人能活下去，但富人可以赚更多的钱，越富越好。可见贫富差距并没有被“恶”视化，至多是一种“有限恶”。所以，“格差”问题作为新的社会问题历史虽不长，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问题将长期化；放置下去的话，日本社会的两极分化还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

　　在战后生根发芽的日式民主主义社会，基本只有“阶层”的观念，而“阶级”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但随着“格差”矛盾的深刻化，原本呈梭形结构的社会分层迅速分化，并有朝金字塔形社会重构的危险。类似英国社会中劳工阶级与管理阶层之间边界井然的鸿沟，将来未必不会出现日本版，在“飞特族”、“尼特族”与大公司白领之间形成“us and them”式的紧张。

　　所幸的是，到目前为止，日本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重组，虽然有严重的问题，但基本上还是社会性的，尚无升级为政治性矛盾的迹象。出现一定的社会分层，甚至社会分层加剧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阶层及不同阶层之间“格差”的固定化。因为后者意味着父母“下流”，孩子便一定“下流”，而这是与民主主义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及其道义诉求相悖的。对此，作者开出的药方是“机会恶均等”，即在教育等领域，旨在促成机会均等的现实，但却力避那种“绝对机会均等”论主宰的“过酷”的社会竞争(譬如，说你成绩不好，不是因为父母的低收入、低学历，完全是你自身的低智商所致。如此“自然淘汰”的结果，必然指向人的遗传基因，有导致某种“恶的优生”思想的危险)。

　　日本之所以在改革后会形成“格差”社会，很大程度上当归咎于长期以来“结果恶平等”的分配机制，即无论个人能力大小，努力与否，反映在工资待遇上，几乎差别全无。到头来，除了造成“结果逆差别”、“结果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损害实质正义外，客观上成了催生今天这种基于实力主义、成果主义的“格差”社会，并使其定型化的“催化剂”与口实。

　　但是，在检讨社会的“下流”化及其出路的时候，还应当认识并撇清一种事实：相当一部分“下流”分子的“下流”化现状，并非社会淘汰的结果，而恰恰是基于其自甘“下流”的自我选择的结果，因为他们“想活得更像自己”。尤其一些女性“下流”分子们更是如此——“下流”并快乐着。2007年度芥川文学奖获得主青山七惠(Nanae Aoyama)，便是一名1983年出生的女“飞特族”，其获奖小说<一个人的好天气>(<ひとり日和>)被认为是一代“飞特族”的青春告白。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以三十来岁的青年为主流的“下流”分子们所选择的“下流”活法，在清一色“蓝西装”的“日本株式会社”，未尝不是一种社会进步，初次呈现了人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机器，社会作为人的社会而不是生产线的一种可能性。当这些多数还处于过渡期的分子们真正以自己的活法，活出了自己的时候，也许便是社会产生更多元文化的开始。

　　所以，真正有骨头的“下流”分子，是那些自甘“下流”者。面对来自体制的压力与白眼，他(她)们有勇气理直气壮地说：下流，是的。So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