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
[日]鸟越皓之著，王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7月第一版，20.00元

    研究日本社会的著作很多，例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与戴季陶的《日本论》等，近期中国学者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对日本社会也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这些都是外国人为了自己的需要针对日本社会所做的研究，不管它们的影响有多大，都难以得到日本人的认可。例如《菊与刀》，有人认为它只是对一个时段上日本的一个特定人群的研究，权威但并不全面。更何况作者本人并没有亲自到过日本，没有亲身的体验，所以对日本及日本国民性的认知结果令人质疑。对于日本人来说，在研究视角上，这是“人看我”，那么，日本人是如何“我看我”，即是如何反观自己、认识自己的民族性格和社会呢？

　　《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是一本日本学者的著作，在视角上属于“我看我”。作者鸟越皓之是日本著名的社会学者，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它在日本社会学界得到广泛好评，并被译为韩版发行。将日本人对自身的认识与外国人的认识相互对照进行阅读，可以使人更加逼近一个真实的日本国民性及日本社会。

　　家与村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对其都有深入的研究。本书则是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关注家与村这一农村社会学的核心研究领域。作为社会学者来说，首要的关注是社会的秩序与变迁。那么，维持日本社会秩序的是什么呢？作者认为，日本社会秩序的维持靠的是“生活知识”，即生活中的常识、规则等，而要认识这些常识和规则，就要从对家与村的分析入手。

　　选择家与村作为理解日本社会的切入点，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如对“家”、“同族”等的理解，由于文化不同，不同的民族对“家”的理解也不同。日本的“家”注重的是其经营体特征，通常包含血缘关系以外的成员。这与中国的概念不同。中国的“家”强调血缘与各种人际关系，文化意义明显。日本的分家是长子之外的儿子在本家之外建立的家。同族是由本家与分家构成的家与家的统一体，如果在本家与分家之间存在主从关系，则被称为同族团。同族团同样是一个经营体，因而要从经营的层面来把握同族团。这也与中国的概念不同。中国的宗族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同时，日本的同族以本家为中心，而中国则是推举德高望重者为长老，并非固定于某一家。在本、分家基础上，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本、分家的不同在于是否拥有土地，所以作为经营体的分家，其基本运作要依托于本家。中国则是实行诸子均分制，破坏了家的完整性，使家处于分裂状态，资产分散，形不成规模经济。这些对于认识日本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就继承制来说，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结构有利于日本的现代化。

　　从本书的论述中，还可以看到日本人民族性格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菊与刀》中反映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与日本人的社会化过程有关。而家与村就是日本人社会化过程的环境，将各种规范内化于日本人心中的正是家与村，这些可以在本书有关家和村的分析中找到蛛丝马迹。各种问题、邻里或是熟人之间的纠纷，甚至一些新兴的事物，如老人门球等，都与家与村有密切的关系。抛开家与村去理解日本人的思想行为及各种社会现象，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障碍。理解了家，理解了村，就会理解日本社会与日本文化，对于日本人的行为举止就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因为家与村是日本人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在家与村中积累着他们共同遵守的“生活知识”，是他们的内部秩序，而这些正是认识他们的“共通的基础”。

　　本书在日本是作为大学教科书使用的，但它没有像常规的教科书一样，首先围绕这一理论的各种论述展开叙述，追述理论的发展历史；而是从文化论的分析视角对家与村进行记述，对家与村的结构及支撑这一结构的各种制度做了详尽的阐述，这是它的优势所在。但对很多学者都很关注的社会变迁问题，本书却没有涉及。这一方面是由于本书篇幅短小，不可能承载下如此多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者使用的是文化论的研究方法，没有分析社会变迁也是可以理解的。本书的另一不足之处在于：从语言上讲，由于本书的读者对象一开始是面向日本读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所谓的“默识的知识”的存在，使得读者在阅读时虽然会觉得其用语十分简练，但有时却又会有一种“语义不足”之感。但总体而言，这些并不影响读者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