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隔海相望，是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大化改新”前后的日本，曾是中国最忠实的学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曾是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如今的日本和中国，好比叶孤城与西门吹雪、上杉谦信与武田信玄、希特勒与斯大林，注定中的对手，宿命般的对决。东亚和西太平洋的霸 主只能有一个，一山容不下二虎。

　　了解日本，了解对手，知己知彼，显然很有意义。

　　先谈日本的“武”。

　　在抗战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中，时常会看到日本军官用“武”或“武运长久”之类的匾额装点办公室，普遍佩戴武士刀，战斗中勇悍绝伦，战败了就用刀切腹。——那便是“武士道”，千百年来日本人的精神鸦片。至于“武士道”的精神内涵究竟是什么？可以用樱花比喻武士，引一段很经典的描述：

　　看过樱花的人都知道，单个的樱花并不美丽，但成片的樱花聚在一起就很漂亮。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在盛开的时候，而是凋谢的时候。樱花花期不长，凋谢时有个特点，一夜之间满山的樱花全部凋谢，没有一朵花留恋于枝头。——这就是日本武士所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毫无留恋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武士自杀并非因为输不起，也不是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武士并没有这么脆弱，自杀只是因为感到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心愿已经了结，自己的一生已经不可能有更大的辉煌了，这时候就应该像樱花一样毫无留恋的凋谢。

　　怎么样的人最可怕？怎么样的军队最可怕？二战中的日军已经告诉过我们：连死都不怕的人最可怕！由一群不怕死的人组成的军队最可怕！

　　当代的日本人并没有丢弃传统。一个有着充分尚武传统的民族，武装以讲究绝对忠诚、绝对服从、毫不怕死的“武士道”精神信仰……信仰的力量，大到足以摧毁任何看似无比强大的事物。

　　次谈日本的“忍”。

　　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与国人动辄拍桌子摔凳子不同，日本人是很讲究礼貌和忍让的。换句话说，日本人往往很理性。当然不是说日本就没有愤青了，当然有愤青，为数还不少，尤其是右翼愤青，但与社会的主流相比，只是条偶尔泛起小风浪的臭水沟罢了。

　　追本溯源，可以从日本天皇谈起。天皇在日本被尊为神的化身，但在源赖朝创立镰仓幕府之后便沦为傀儡，丧失了全部的权力（其实还更早一点，幕府时代之前的藤原氏和平氏先后操纵天皇）。直到近代西方入侵背景下的1868年，倒幕派组织倒幕军，驱赶了最后一位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公布天皇诏书《王政复古大号令》，使一切权力重归天皇，开始明治维新。此距天皇失去权力已800多年，称得上“一醉千年”。天皇能忍吗？

　　提到“忍”，不得不提德川家康。这位不世出的“大忍者”，为了韬光养晦竟连老婆儿子也牺牲了（具体可参见本人老ID无边落木之烧烤文），虽则后来终于成就德川家近三百年的幕府基业，却令人不得不对日本人的“忍”起了一丝寒意。当今的日本，受累于二战的失败，受庇于美国的羽翼，正处于一个“忍”时期。和平宪法之下，不时有军国主义的沉渣泛起。日本就如同一个时时窥探对手动静的忍者，暂时藏起锋利的爪牙。待到时机来到，忍者化身为剑客，以图发出致命一击。极致的理性很可怕，暗处的敌人最危险！

　　再谈日本的“学”。

　　在我看来，大和民族并非富有创造力的民族，而是非常善于学习他人之长，还能够审时度势很好的解决向谁学，怎么学的问题，融会贯通之后甚至可以青出于蓝。隋唐时期的中国号称天朝上国，唐朝皇帝从太宗开始到代宗均被外族人尊称为“天可汗”，中华文明正当鼎盛。当时的日本仰慕中华文明与儒文化，曾先后十三次派“遣唐使”西渡取经，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典籍……并引发了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改新”，促进了古代日本的大发展。此后，日本与中国联系不断，交往频繁。近代以来，随着清政府的积弱不振，西方列强主宰世界，敏锐的日本人立刻果断的“脱亚入欧”、“弃中学西”，极度重视学习西方的文明制度和先进技术，在滚滚历史大潮中又扮演了一回聪明的“投机者”角色。甲午战争，曾经的学生居然打败了老师……日俄战争也是如此。

　　武，忍，学——信仰，理性，投机，构成了今日日本人之国民性，这也正是我们的"宿命对手"——日本的最可怕之处。

　　反观今日之中国：信仰缺失，愤青遍地，刚愎自用、闭目塞听者众。

　　突然想起日本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织田信长。他在引入铁炮这种新式武器之后，虽然立刻发现了其由于填充火药时间过长不实用的弱点，但是并没有放弃。反而运用智慧创造性地发明了“三段击”的战术，即战斗时士兵列成三排分别以填弹、准备和射击。这样便很好地弥补了缺陷，发挥出冷兵器时代热兵器的最大威力。1572年的长筱之战，在新式武器和先进战术面前，因循守旧的曾经最强者——武田家的骑兵部队一败涂地，未几便彻底的退出了历史舞台。

　　本人只是一名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和蹩脚的社会思考者，却仿佛已看到了未来危机的日益逼近。此文草就于8月15日，此中涵义，留待睿智、理性的人思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