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本民事诉讼法的历史

    明治18年（1885年）德国人泰西奥（Techow）为日本制定了民事诉讼法草案，同19年（1886年）该草案被提交给日本政府。该草案主要仿效德国民事诉讼法，但同时也参考法国民事诉讼法进行了少量的修改，该草案成为了日本国民事诉讼法的基础。该法急迫地制定也是为修改（日本与西方强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所进行的准备。因此，该法是在民法制定之前，即明治23年（1890年）4月21日法律29号公布，于明治24年1月1日施行。这就是旧旧日本民事诉讼法。[22]此后，从明治28年（1895年）起着手对该法进行了修改，在明治36年（1903年）法典调查会发表了修正案，但并未立法化，紧接着，于大正8年（1919年）日本民事诉讼法改革调查委员才以该修正案工作为基础，将已获成案的民事诉讼修改法（61号）于大正15年（1926年）4月24日制定并予以了公布，在昭和4年（1929年）10月1日起施行，[23]这就是旧日本民事诉讼法。旧民事诉讼法对旧旧民事诉讼法第1编至第5编进行了全面修改，第6编以下的部分则只进行了最小限度的修改。旧日本民事诉讼法的特色是进一步促进诉讼迅速化，在诉讼进行上对当事人主义加以了限制，如废止了缺席判决、证书诉讼以及汇兑诉讼等，扩充了准备程序，从诉讼经济角度出发对移送制度和参加制度也进行了扩充和完善等。此后，在昭和6年法律17号、昭和10年法律15号、昭和13年法律19号、昭和16年法律57号等就强制执行规定进行了部分地修改。此后，日本陷入了太平洋战争，减少了裁判所的职员，并且在考虑因战时交通障碍等因素，于昭和17年法律62号制定并施行了裁判所构成法之战时特例，在昭和17年法律63号制定并实施了战时特别法，废止了部分案件的控诉审，采取了送达简易化等临时应急的措施。

    战争结束后，随着新宪法的施行，于昭和22年（1947年）4月16日制定了法律59号裁判所法，该法依据司法权独立等原理制定，而且，该法在新裁判机构中能基于民主主义理念履行审判事务。在昭和23年法律149号、昭和24年法律115号分别对旧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例如，废止了依职权进行证据调查制度（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61条）、采用了交叉询问制度（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94条）、在简易裁判所中增设司法委员的程序参与（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58条的4—第358条的6）等。其后，最高裁判所为了应对案件数量增加，以及为解决诉讼迟延的问题，在昭和25年（1950年）公布了最高裁判所的民事上告事件的审判特例（法律138号），规定除违反宪法和发生判例抵触之外，在上告理由中只认定有关法令解释的重要主张，并在上告裁判所只进行此项调查就可以了，于是，这使得在正确运用上告制度上迈出了第一步。进而，以驻军总司令部的有关裁判权备忘录为契机（指令诉讼应迅速审理），在昭和25年（1950年），就民事诉讼法进行了部分修改（法律288号），施行了有关民事诉讼的持续审理的最高裁判所规则（规则27号），为实现诉讼迅速化审理的目标强化了准备程序制度，为追求集中审理强化诉讼当事人的责任。而且，在昭和27年（1952年）随着户籍制度的废止，删除了以户籍（居所）地确定裁判籍的规定（旧民诉法第6条）。其后，最高裁判所的民事上告事件审判特例于昭和29年（1954年）6月1日起失效，同年，裁判所法被修改了（法律126号），随着物价的变动，简易裁判所将诉讼标的额从3万上升至10万日元，这间接地促进了最高裁判所负担的减轻。接下来，同年对民事诉讼法也进行了修改（法律127号），此次修改对上告理由进行了限制，如原裁判所可就上告加以驳回，禁止对假扣押、假处分的判决提出上告，与上告相应，对于强制执行停止命令发出的要件进行了严格化等，与此同时，在昭和23年法律149号新颁布的规定中，还废止了因不合法之诉或上诉被驳回的情形下的必要审理的规定（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2条2项、第383条2项），以及废止了对上告审判的异议规定（日本民事诉讼法第409条的4——第409条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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