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韩国对中国投资经历了两次高峰期。第一次高峰期是盲目扩大投资期：都以石油、鞋帽、杂货等低附加值轻工业及中小企业(行情股吧)为主，并选择在地理、文化上与韩国较为相近的渤海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建立生产点。第二次高峰期是危机过后全面扩大对华投资期：韩国大企业对电子、IT、汽车、化学等尖端领域的投资大量增加。同时，投资地区从渤海沿海及东北地区逐渐南下到长江三角洲等地，变得更加多样化。

    1992年韩国对华海外投资仅为总海外投资的11.6%，而2004年已增长到了38.4%，2005年更是到了41%，中国一跃而成韩国最大海外投资地区。在正式投资中国之前，韩国主要海外投资市场为美国，但2002年中国超过了美国，且两者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韩国对美国的海外投资比重由1992年的28.5%下降到了2005年的19.4%。

    图一：韩国对华投资变化情况(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鉴于以上这些，很容易得出三类企业的特性。欧洲企业可以被称为拓荒者（explorer），他们一开始就认识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他们缓慢有序、深入地渗透进来，因此非常具有竞争力。日企则是盘剥者（exploiter），他们只想快速、短期获利，只是利用中国的资源用作全球生产。韩企可以被称为梦想家（dreamer），他们来晚了，但是一进入就认为中国是韩国的未来，这里有廉价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在这里肯定能获得成功。他们过去是在做梦，现在也是，所以大多数企业遭遇了失败。

    文化融合困境

    由于日本与中国有文化上的相似点，所以日本企业总认为自己了解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更为致命的是，多数日本企业在中国只追求短期效益，回报对他们来说就十分重要。与此同时，因为历史的原因，日本企业想融入中国社会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必须做额外的努力才能被中国人所接受。如果日本企业犯了与西方公司或韩国企业同样的错误，问题会严重得多。

    但是很不幸，日本企业总是犯相似的错误。与把中国经营看作独立于全球运营之外的策略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企业在处理政府关系和公共关系上比西方跨国公司要差得多。2000年，东芝笔记本电脑由于存在缺陷遭到美国消费者集体诉讼之后，东芝（美国）做出了向美消费者提供购买东芝产品的优惠券以作为补偿的决定，共赔偿约15亿美元，平均每个消费者445美元。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当年的东芝（中国）则拒绝为中国消费者提供现金补偿。就是自从这次事件之后，东芝丧失了在中国市场的头把交椅。

    其实这样的现象并非个例。包括富士通、索尼都发生过质量问题且处理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傲慢与偏见。

    2005年10月，浙江省工商局对全省的数码相机进行了一次质量专项抽检，结果显示，索尼公司的6款数码相机主要性能指标达不到检测标准，被国家照相机质量检验中心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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