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用超越角度来看日本
印度出身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等提出了新的“发展观”，认为判断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应以“每个国民追求自己认可的有价值生活的可行能力”为标准，即“健康长寿、教育及体面生活”是否得到扩展。1990年，联合国开始采纳这种“以人为本”的观点，参考预期寿命、教育及人均GDP值等指标，加权平均计算出人类发展指数(HDI)，并以此反映人类的生活质量。这种“超GDP发展观”在世界上已经引起重视，但真正成功践行者并不多见，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可以算是一个范例。
日本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灾害频仍，却长期垄断了全球最高长寿、最佳卫生环境、最普及教育等多项“体面”的桂冠，在世界上各种有关人类发展及生活质量的排名中，日本大都名列前茅。日本虽不是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但却在国情环境及成长周期都处于相对不利的情况下，以发展观的创新，营造着自己“以人为本”的新生活。
在GDP上升期讲究HDI是再简单不过了；但在GDP下降期仍坚持HDI，那就是一种境界了。或许可以说，日本是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全民努力，实践了一个与西方传统经济理念及价值观念迥然不同的“新发展观”。
笔者客居日本多年，一直坚持在居家附近一个健身中心锻炼。许多熟面孔都不是什么“富人”，有人连运动衫都舍不得买，但却坚持每天跑步、游泳、桑拿、喝茶，过着不很富裕但自得其乐的日子。这里白天基本是老人与主妇的天下，与一些国家只有俊男靓女和有钱人才去健身房的情况截然不同。这样的健身房在日本比比皆是，甚至近20年的低增长下，数量还越来越多。很明显，健康、长寿、卫生、舒适已经是民众生活的主要目的与内容。
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不是腰缠万贯，也大都不去做“天上掉馅饼”的梦。即使有钱，也少有人去购买名车豪房摆阔。但他们重视“人”的生活质量，并且始终保持量力、节约的自我约束。这种自控、自制、自肃的生活追求，可能让人感到缺乏激情，但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合理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即使在经济萧条及危机时也能够保持经济及社会基本面的稳定，不致被冲垮。
当然，作为世界第二发达大国，日本有这种实力及心态上的自信，并非捉襟见肘的发展中国家可比，不一定非得将GDP增长视为“发展”主要标志，或将其作为衡量官员政绩及地区排位的标准依据。但同为发达国家，日本与美国相比，两者在生活追求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发展观念与实践的差异，在今天的危机时刻，也会显现出来。
日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由“均富”酿成的民众心态和谐、平稳。这也是用GDP难以评估的重要项目。许多外国人都说，在日本几乎没有见过街上人吵架。另据英国一项最新民调，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支持“富人多纳税”的人最多，但认为“贫富鸿沟太大”的人最少，日本在“仇富”排行榜中垫底。这里有日本人平时的教育、培养团队精神等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日本已形成了一种“均富”的现实及机制。亚洲银行2007年调查表明，日本的基尼系数是0.24，在亚洲国家中是基尼系数唯一低于0.3的国家。
由均富而形成的各类价值观，是日本战后高速发展的润滑剂，也是遇到困难时稳定阵脚、共度时艰的缓冲阀，更是建设富裕、平等的大同社会的理想所在。民众一旦有了源于财富公平占有的一体感，这种“同心同德”所发挥的作用常常是经济数字难以衡量的。
这种“均富”在小国可能不难，但在日本这样的人口大国，得来不易。新中国建国近60年，前30年是“均而不富”；后30年是“富而不均”。这里的“均”与“富”都是动态概念，即在平均化中抑制了富裕化或“富裕化”中丢弃了平均化。实践证明，这两种情况都难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当年中国人一直寄望在“平均”的建构中求发展，大概也不是不懂得“效率致富”的道理，而是意图知难而进，期望的可能就是一个“公平均富”的局面。因为这才是兼顾中国社会发展与稳定的“硬道理”。作为人口大国的两难选择就是：既患寡也患不均。“公平与效率”几乎是永恒的难题。在这方面，日本取得了好的经验，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不能不令我们省思，对迄今的中国发展作出自己的评判，而不是窃喜日本所谓的“GDP衰弱”。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