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底，北京后海，这是这位国际著名核物理学家、日本茨城大学教授坂田文彦的第26次中国之行。在中科院国际合作局为坂田文彦教授特别安排的晚宴上，坂田指着名片，用中文向《科学时报》记者自我介绍说：“坂田文彦，多多指教。”

 

尽管学会的中文不多，坂田教授对中国依然怀有特殊的感情。这一次再次踏上这片土地，除了参加在郑州大学举办的中日交叉科学研讨会之外，他还想看一看在中国科技博物馆里陈列着的一塑雕像——他的父亲坂田昌一。

 

“与毛主席的合影，是父亲最珍贵的遗物之一”

 

中国人对坂田昌一并不陌生。

 

1963年，国内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复刊，第一期就曾转载了坂田昌一的论文《基本粒子新概念》，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大兴趣。1964年8月，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国际科学讨论会，日本代表团团长是坂田昌一。8月19日，毛泽东接见各国代表团，由于坂田在整个到会的科学家中间的学术地位是最高的，他成为与毛泽东第一个握手的科学家。当时毛泽东对坂田说了一句话：“你的文章写得很好，我读过了。”

 

“那一年，我的父亲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到中国的。”坂田文彦回忆当年情状，感慨良多。

 

1964年，中日尚未建交，日本科学家在莫斯科参加国际科学会议时接到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郭沫若的邀请，希望日本科学家能够转赴北京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国际科学讨论会。坂田昌一的欣然应允遭到了许多日本科学家的反对，“当时日本政府的规定是，如果你的护照上出现了中国，你很有可能回不了国。”坂田文彦回忆道。

 

坂田昌一此行冒险来华，在回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遭遇了日本政府的几番审查。“我很佩服我的父亲，他很勇敢！在那个年代里留下的与毛主席的合影，成为我父亲最珍贵的遗物。”

 

据经济学家于光远撰文回忆，1965年6月，《红旗》再次发表坂田那篇《基本粒子新概念》的译文。此前转载的文章是从俄文转译过来的，坂田昌一说苏联译得不甚准确，建议中国从日文重新译出，题目按原文恢复为《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

 

“朱洪元、胡宁、何祚庥、戴元本等物理学家后来在对基本粒子的研究中发展出层子模型的理论。他们运用了自然辩证法的观点，这同毛泽东关于坂田昌一文章的谈话有直接的关系。”于光远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坂田昌一之所以为世人铭记，并不是由于毛泽东的接见，在那之前，他的学术水平已经享有世界声誉。

 

上个世纪50年代，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和坂田昌一三人共同创立了日本的素离子（基本粒子）理论的黄金时代。坂田昌一于1956年提出了著名的强子的“复合”模型，即“坂田模型”。坂田的同辈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分别于1949年、1965年获得诺贝尔奖。而在他去世30年之后，他的弟子小林诚、益川敏英也分享了这一科学界的最高荣誉。

 

“按照中国标准，

 

益川也许考不上大学”

 

今年10月8日，日本各大报的头版头条无一例外都刊载了3名日本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共同发现有关对称性破缺起源的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名誉教授小林诚和京都产业教授益川敏英是坂田昌一教授的学生，也是坂田文彦的挚友。

 

“当天，我向他们两位表述祝贺，连我都被媒体记者包围了。”坂田文彦说，有一点他的看法和小林、益川一致，对科学家而言，重要的是真正有价值的科学发现。“获得诺贝尔奖有幸运的成分，那只是一个世俗的评价。”

 

在高中时期就与益川敏英与小林诚相识的坂田文彦对于这两位挚友了解颇深。

 

“益川是一个性情中人。”坂田文彦对他的印象是，益川总是开着收音机学习，而至今，他仍是开着电视计算思考。他不喜欢正襟危坐的学习方式，他说，那样会束缚他自己的思想。益川还酷爱数学、杂学，但却不喜欢小说。

 

“而小林则比较严肃，话不多，看问题很深刻。”坂田文彦说，“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不同，思维却能互补和碰撞。”

 

有意思的是，“以中国的标准，也许益川敏英当年根本无法考入名古屋大学，因为他不太与世界接轨。”坂田文彦说。

 

益川的英文差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以前，很多外国学会邀请他发表演讲，可是他嫌用外语麻烦，一概推辞。而这次去斯德哥尔摩领奖，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他考研究生时，德语甚至交了白卷。

 

更重要的是，以中国的标准，比如说发表文章的数量多少、是否属于SCI期刊、影响因子有多高，益川发表的论文数量和等级都不合格。“日本在这一点上与中国类似，现在也越来越强调论文等评价标准，这些标准究竟能否真正成为研判科学进步的准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课题。”

 

传统与自由

 

为何这样两位显得与“主流科学界”格格不入的学者却能获得科学界的最高荣誉？

 

“日本理论物理的传统是纸和铅笔职业匠人精神，他们继承了这一传统，科学研究需要的是广阔的视野和长远的生命力。”坂田文彦说。

 

日本在理论物理学界有着牢固的传承性。两位诺奖获得者都毕业于名古屋大学，他们师从坂田昌一。而坂田昌一在京都大学是日本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的后辈。而他们的弟子到今天还可以拿到诺贝尔奖，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小林诚和益川敏英的成就在30年前就已经奠定。在美国期间，两个人在本次共同获奖的南部阳一郎教授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他们的获奖论文都是在不到30岁时的研究成果。“他们完成论文时，是他们这一生中在一起学习合作的唯一一段时期，尽管只有短短半年，但是两位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人的合作，就能够碰撞摩擦出思维的火花。”坂田文彦说。

 

“这一点也是我们需要感谢父辈的，他们曾经给日本年轻一代科学家创造了宽松自由的环境。”坂田文彦说，“30岁左右是许多科学家思维最活跃，创造力最强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给他们自由宽松的环境，对他们成长很有帮助。”

 

坂田文彦认为，获奖者是凭借创造力丰富的青年时代的成果而获奖，因此如何培养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创造让他们充分发挥自身潜力的环境，将左右着日本未来的科学实力。

 

“科学研究需要长久的生命力，继承传统与发挥年轻人的创造力，将成为日本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坂田文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