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学习日本的富民计划

　　今年7月，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答复有关政协委员提案时表示，广东省从今年起实施“工资倍增计划”等三大计划，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从2008年开始，广东省职工工资每年递增14％以上，到2012年比2000年工资水平翻两番。

　　广东劳动保障厅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个计划有充分的依据，比如，广东工资已经连续7年增速低于全国水平，广东省一线劳动者工资增长率仍然偏低，甚至个别企业还千方百计压低工资。

　　具体措施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国有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进行调控，促进中等收入队伍扩大。与此同时，政府发布工资指导线，对不同企业的工资增长提出指导意见，作为工资集体协商的基础。“重点抓大中型企业，特别是龙头行业的工资，集体协商，从而影响行业的工资水平。”

　　消息传出，一项网上调查显示，有超过六成的职场网友对“工资倍增计划”表示很期待，有七成职场网友则更加关注该计划是否能够落实执行。

　　日本当年的收入倍增计划，是一项庞大的政府工程，除了政府增加福利保障的投入，还有明确的减税计划，政府让利于民，而广东省的提高工资办法则仅依赖于组织“工资集体协商”，让民与商争利。

　　上述的北京劳动局官员担心这样的工资集体协商难以平等公正，他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说，中国的特殊国情是简单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形势结构性失衡，市场上是“资强劳弱”，很难公平地谈判。

　　他说，中国现在是和日本当年经济水平差不多，但是劳动力市场有差异，中国是人口大国，就业是第一位的，平稳是第一位，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劳动力可以说是无限量供应。

　　广东版的工资倍增计划出台后，反对声音此起彼伏，有人认为这是变相给公务员涨工资，只有政府工作人员能够独享到好处，还有人认为政府没有拿出减税等真正的让利措施，这样的计划根本无法真正落实。

　　广东的工资倍增计划，是否能够坚持推广和落实下去，现在还没有下文。

　　上述北京市劳动局工资处的官员表示，多年来他们一直有为普通职工增加工资的想法，因为在这两年不断收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议案和提案，要求给一线职工涨工资。

　　他说，他们到基层调研，发现职工对工资的情绪很大，很多企业内部管理层和干部的工资涨得很快，但一线职工工资却多年不涨，而物价不断上涨，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大批开支的增加，一线职工的工资感觉“太低了”。

　　虽然想给工人涨工资，但劳动局的地位“确实比较尴尬”，一是企业收入分配都自主了，政府没有什么干预手段；二是即使有办法调节，但是政出多门难以协调。比如“税收是个有效的办法，但是税收又不在我们这里”。

　　据他介绍，税收是个好办法，尤其在新税法实行之后，工资合理部分可以列入成本，但是问题是合理部分没有明确说法，单独由资方制定也不合适，我们建议集体协商。

　　据了解，原来中国的工资薪金支出形式分为：计税工资制、工效挂钩和自主工资。老税法规定，外资可以完全将工资列为成本，内资分国有和非国有部分，国企是工效挂钩，国资委根据企业效益评出工资总额，在这个范围内列入成本，非国企实行计税工资制“11520制度”，按2005年度计税工资标准为每人每月960元，合计年11520元，不管你发多少钱，税务局只认你每年工资11520元，超过部分按33％收计税工资。

　　他说，2008年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内外资统一为25％，工资可以纳入成本，工资是成本，企业当然愿意缩减成本，增加利润，加工资的动力不强。工资由市场决定的，中国简单劳动力过多，就业压力大，让老板和工人去协商工资，老板没有动力。

　　据他介绍，现在劳动局希望工资和税收挂钩，只有协商的工资才能计入成本，不协商的，就区别对待，目前正在向劳动部和北京市反映。

　　在工资上，国资委制定国企工资、发改委制定调节收入分配计划、劳动局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目前尚无一个统一部门来实行类似“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方案，甚至至今没有完整的表达过“收入倍增”问题。

　　上述劳动局官员说，收入倍增我们以往确实研究过，这是一个国家的系统工程，但是我们的“十一五”规划中并没有提到收入倍增计划的提法，而统计局公布的北京市工资收入增长相当高，前几年15％左右的增长，最近两年也还是10％，统计范围没有包括农民工，是有限数据。

　　在现有的政出多门的格局下，收入倍增一旦在国家层面系统提出，甚至还会出现部门揽权，把一件好事变成一些部门权力的不良走向。以北京市的最低工资为例，上述劳动局官员说，北京的最低工资已经从去年的730元涨到了800元，但是其办法还是1994年制定的，我们一直希望修改。

　　他说，另外还要从规定层面着手，希望建立最低工资备案制度，现在企业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是不合适的，以后有企业这样应该到我们这里审批备案，只有特定困难时才能这样。

　　“这里涉及行政许可，只能通过法规把权利赋予我们，我们才能去做，要依法行政”。

　　中国目前罗列了如调节收入分配、实行最低工资、建立财产性收入等诸多措施，但缺乏相互关联和整体协调。

　　日本三菱UFJ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师孙田夫说，我觉得提高财产性收入现在提出不是很合适，因为现在劳动收入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保障时，反而会降低一些人的实际收入，比如，很多人是把消费部分挤出来去炒股的。

　　他说，现在中国和日本上世纪60年代比，有些达到了，有些没有达到，比如现在中国的医疗体制就让人没有安全感，通常排队3小时只看3分钟。

　　“如果不把教育医疗等保障好，即使中国人的名义工资倍增了，但老百姓可能还是得不到日本当年的那种好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