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源自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引发日本版金融危机，东京股市狂泻逾千点，资本市场一片风声鹤唳，生活景气指数连续6个月恶化，创911以来新低的时候，从斯德哥尔摩接连传来的吉报多少安慰了对政治失望透顶，在经济上也开始陷入恐慌的岛国国民: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被三名日本物理学家分享；而荣膺化学奖的三位学者中，也有一名日本化学家，日本可谓双喜临门。10月7日，日首相麻生太郎亲自打电话向获奖者贺喜:“国民也倍感欣喜。现阶段日本没什么鼓舞人心的消息。衷心感谢你们带来了愉快的心情。”

至此，包括早先在日本国内接受基础教育，后到美国发展的科学家在内，日本问鼎诺奖者多达16人；物理、化学两个奖项同时折桂先后有两次（上次是在6年前），其科技实力和成就举世公认。作为文化传统上的东方国家，其发达的科技文明，不仅成就了带动经济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更打造了一张精致无比的科技软实力名片，其对外不断强化的所谓“酷日本”（CoolJapan）的文化辐射，使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畅行无阻。

那么，日本何以成为发达的科技之国？这不能不从其国民性格、教育和科技体制上寻找答案。首先，日本民族对所谓“奇技淫巧”的器物文化，对那些跟实际生活八竿子打不着的“不着调”的劳什子技艺，全无歧视、轻视，相反充满敬畏之心。诸如“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等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口号，在东洋社会是根本无需诠释的常识。所以，上至“上层建筑”的基础研究，下至下里巴人的各种绝活、手艺，都能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此番三名物理学者（美芝加哥大学名誉教授南部阳一郎和日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名誉教授小林诚、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益川敏英），因在基本粒子研究领域的贡献而折桂诺奖，其实绝非偶然。这个被称为“纸和铅笔的科学”的基础研究领域，历来是日本的强项。早在1949年和1965年，京都大学教授汤川秀树和另一名理论物理学者朝永振一郎曾两度获此殊荣。某种意义上，此番折桂，其实只是日本基本粒子研究传统自然延伸的水到渠成的结果而已。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基础研究绝非“无用”:上世纪20年代构筑的量子力学理论成为半导体物理学的基础，而后者直接导致了IT技术在20世纪末的开花结果。只是人类自以为“务实”的近视，妨碍了前瞻的视线。

其次，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功不可没。日本在战后实行“科技立国”战略，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教育、科研经费在GDP构成中的比例，为科技研发提供了丰润的预算保障。近十数年来，虽然经济陷入结构性不景气，但这条铁律却始终得到严格的贯彻、实施，使日本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维持技术上游的地位。在大企业为了生存，纷纷将制造部门移至海外，有的公司连总部大厦都不予保留的情况下，本土日益袖珍化的研发设计部门却依然葆有核心技术的开发能力，其高附加值的知识产权确保了日本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力。今天，许多大公司都有靠国家预算推动的一流实验室，都有自己“与诺奖最近”的研发项目。六年前，日本一家普通上市公司就贡献了一名诺奖获得者，一名上班族化工工程师，断非偶然。

再有，日本人崇尚务实，不尚浮名、虚荣。从不见提倡什么“国际接轨”，但实实在在地做到了国内第一便等于国际一流。此番获物理学奖的两位本土学者，均在国内受教育，其中一位甚至从未出过国门，因英文不好，连国际物理学会的年会都拒绝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