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流社会”是如何酿成的

　　笔者服务于占日本GDP1%的综合电机公司时，曾听一位老板语重心长地说：“在这个国家，只要你服务于一间过得去的公司，干上10年、20年，公司对你的回报总应该让你够娶妻生子、买车买房，维持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常识。”

　　他说的是“实话”。曾几何时，日本企业提倡终身雇佣，只要一就职，公司的“年功序列”不但保障薪酬的不断增长，国民年金制度也承诺退休后稳定的生活；健康保险、雇佣保险等自不在话下，社宅和社员旅行等优厚的福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除此之外，“劳动组合”(工会)通过日本特有的劳资谈判方式，以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型薪酬体系的统一框架内工作的企业内全体劳动者为对象，在不对劳资关系构成本质伤害的前提下，一年两度或数度展开对资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集体交涉(诸如“春斗”、“秋斗”等)。作为员工个人，就算再平庸无能，只要肯付出，以公司为家，用不着自己出头，一切都有制度性保障，每个人都相信“公司不会亏待我”。乃至经过战后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上班族便养成并习惯了上述“常识”。客观上，也构成了日本社会的“安全网”和国民“公”的意识与道德资源的支撑。

　　“下流社会”定型化的危险

　　可殊不知，30年河东河西，此一时彼一时也。泡沫经济崩溃后，如此“常识”即使尚未被颠覆成“非常识”的话，也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动摇。而风起于青萍之末，最大的始作俑者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登场，可追溯到20多年前，最初是以行政改革的形式出现的。1981年，铃木善幸内阁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是平衡国家预算，以应对日益深刻的财政危机。为达成此目标，动议进行旨在缩小财政规模、削弱政府职能的行政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减少公务员、国企民营化及诸多领域的解除管制(所谓“规制缓和”)。从那以后，历经15任首相，或多或少，或有力或无力，始终朝着这个既定的大方向推进。而决定性的推动，无疑是小泉纯一郎任内的“构造改革”。这里既有小泉本人的个性因素，也有泡沫经济等客观性因素，还有美国等国际因素。总之，被认为“史上最亲美政权”代表的小泉，凭借其政治上与布什惺惺相惜的新保守主义权威，在经济上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加上其差强人意的政权凝聚力和5年有半的任期，及国内保守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环境，“构造改革”虽然没能被“进行到底”，但岛国的面貌为之“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

　　客观上，泡沫经济崩溃后，为不良债券等问题困扰不已的大企业，在有可能长期化的萧条中求生存成为第一要义。随着像美国似的那种作为企业经营者，首要的工作是赢利，而不是照顾员工的商业意识形态被正当化，传统日式经营理念开始让路，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国粹”迅速被抛弃。1999年，随着劳务派遣法的修正，原有的管制被放宽，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转眼间便充斥市场，人满为患，大企业资方额手称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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