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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中国经济与日本1970年代近似
中国经济与日本1970年代近似
从发展阶段、增长模式和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等方面看，目前中国经济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日本更为接近。
首先，从发展阶段上看：GDP总量保持长期高速增长，人均GDP水平超过2000美元。从1955年到1972年的18年间，日本GDP保持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继美国、前苏联之后居世界第三位；从人均GDP来看，日本当时大约是4000美元左右。近20年来，中国经济也保持了10%的增长，2007年中国GDP总量继美、日、德之后列第四位。中国人均GDP也已超过2000美元。
再如本币升值问题。1971年8月，美国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各国货币升值。此前，日本一直实行固定汇率制，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持续了22年。迫于美国压力，日本政府8月31日宣布日元兑美元汇率从360∶1升值到308∶1，升值幅度达16.9%。
近年来，由于中美贸易差额扩大，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政府也于2005年7月宣布进行汇率体制改革。从那时到现在，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升值17%左右。还有外汇储备迅速上升问题。1970年代初日本对美贸易出现大量顺差，导致日本的外汇储备急剧上升。从1970年到1971年的短短一年时间内，日本的外汇储备由44亿美元猛升到154亿美元，增长了4倍。这与中国近年来的情况十分类似。
尽管引发通胀的源头有所不同，但中国目前也同样面临高通货膨胀的威胁和压力。国际能源、资源价格的上涨必然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也使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扬，推动了生产者价格(PPI)的居高不下，持续的PPI和CPI剪刀差的存在在挤压企业利润空间的同时，也蕴藏着通货膨胀的风险。
从“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
上世纪70年代日本治理通货膨胀有成功经验――针对70年代初的恶性通货膨胀，日本决策当局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紧缩对策：紧急叫停“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对石油产品等进行价格统制；出台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从1973到1974年，日本政府两次推迟增加公共事业开支的实施时间。日本央行先后四次提高利率，五次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也从4.5%一直调高到9%。日本还特别强化了央行的“窗口指导”作用，自1973年7月起，央行的“窗口指导”对象从城市银行扩大到地方银行、长期信用银行以及互助银行，甚至还包括部分外国银行。
多项宏观紧缩措施的相继出台和严格实施，使日本城市银行的贷款总量自1973年7月份开始就由增长转为减少，10月份投资总额也出现负增长，至1978年日本的CPI上涨率终于降至3.8%的正常水平。
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方面的经验――自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日本成功地从“贸易立国”转变为“技术立国”，通过产业结构轻型化、提高能源利用率，使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成熟稳定的增长阶段。
这一时期的经验主要包括：其一，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淘汰高能耗的产业。如对钢铁、电解铝等高耗能产业制定合理化改造目标，大力发展汽车组装业和家电等低耗能产业，尽可能的减少能源消耗，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实际上，日本目前的许多优势产业(如汽车、计算机、现代通讯设备等)都是1970年代初期以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才发展起来的。
其二，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和石油替代技术。如当时的“阳光计划”致力于开发新能源，如风力发电、水力发电、潮汐能发电、核电等。其中核电在日本发展很快，已占到日本电力能源的30%左右。70年代打下基础的太阳能发电技术、蓄电池等技术以及其他节能技术已居世界领先地位。“月光计划”强化对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回收和利用尚未被利用的能源；开发包括高效气轮机等在内的重点节能技术；研究开发燃料电池、超导技术应用等可在未来推广的“种子技术”等。
另外，“月光计划”还为民间企业开发节能产品和节能技术提供支持。日本的节能战略一直影响到现在，2004年，日本的GDP占世界的16%，而一次能源消费仅占世界的5.3%。与此相比，中国的GDP占世界的5%左右，而一次能源消费占世界的10%强。中国单位GDP的能耗，约为日本的10倍。
其三，重视煤炭脱硫、液化以及煤炭的综合利用。日本的排烟脱硫设备达世界最高水平，从1976年开始已经安装了2000部。
其四，重视能源储备及能源外交。日本不仅早就建立了石油和天然气储备，而且还在储备煤炭。由于能源匮乏，日本早已把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作为经济安全战略中的重中之重。在开展能源外交时，日本采取的是“官民合作”路线，不仅政府各部门团结一致，而且驻在对象国的各种公司和社团代表处也是进行金钱攻势的重要成员，他们经常在一起协商问题。
应提高服务业比重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由于居民储蓄率高、投资机会减少，实体经济方面的资金出现过剩。1985年“广场协议”后，美元贬值和日元升值预期，促使一部分资本从美国流回日本，加剧了资本过剩。
此外，日本采取了扩大内需政策，加剧了资本过剩。大量过剩资本并没有流向技术创新和实体经济，而是集中流向股票、房地产市场，引起股价、地价暴涨。以政府实施紧缩政策为转折点，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出现了一系列难以治愈的后遗症，诸如巨额不良资产、投资信心崩溃、市场低迷、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持续攀升和财政赤字扩大等等。
日本经济不得不在矛盾集中爆发的情况下减速休整，实施经济转型。即引导经济增长由依赖出口转向内部市场；由出口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
然而，近十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停滞-恢复-停滞”的徘徊状态，经济转型并未获得成功。日本经济转型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缺乏新的消费增长点；产业结构升级不够，低效率的企业大量存在；发展服务业没有新的突破口等。
解决制造业产能过剩由过分依赖出口转向寻求内部消化是中日两国在经济转型方面的共同特征。但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由于国内市场几近饱和，政府只能依靠低利率维持企业生存并鼓励资产投资。
而对具有庞大低收入人口的中国来说，消化过剩产能的潜力巨大，关键是如何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为扩大农民消费，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生产的补贴，尤其是粮农补贴，提高农民收入。而扩大城市居民消费，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者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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