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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丰田汽车公司员工“过劳死”一案，最终尘埃落定
１．年轻员工凌晨猝死
内野健一去世的时候年仅３０岁，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爱知县工厂车体零部件品质运输科的一名班长。
与不少日本家庭类似，内野一家三代人都将毕生的工作热情奉献给了同一家企业——内野健一的祖父、父亲都在丰田汽车公司爱知县工厂工作至退休。
１９８９年，内野健一高中毕业后就进入丰田汽车公司工作，２００１年４月获得提拔，开始担任车体零部件品质运输科的班长，主要负责跟踪调查流水线作业中发生的零部件破损、遗漏等事故的原因。但据其遗孀内野博之女士介绍，内野健一的工作并不仅限于流水线作业，还要频繁参加各种会议，撰写工作报告。按照工作规程，内野健一的工作时段是下午４时至次日凌晨１时，但他经常工作至“凌晨两三点钟，在家里人都睡着之后才回到家”。巨大的工作量，加上精神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内野健一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２００２年２月９日凌晨，内野健一像往常一样继续在工厂里加班。４时２０分左右，“他突然从椅子上摔下来”，被送到医院，两小时后抢救无效死亡。
２．每天加班五个多小时
对于丈夫的突然离去，内野博之感到十分悲伤：“他既不抽烟，也不赌博，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当时，我们的两个孩子，一个１岁，另一个３岁，正是讨人喜欢、开始懂事的时候，他却先走了……每当想起这些，我都伤心欲绝！”
内野博之认为，正是工作过度劳累导致了丈夫猝死。内野健一曾经对她抱怨说，由于他所在的车体零部件品质运输科劳力短缺，工厂返聘了许多已经退休的老员工。尽管那些老员工的技术水平犹在，但毕竟年老体衰，不能负担繁重的工作，中青年员工不得不承担绝大部分工作，需要经常加班才能完成，身为班长的内野健一也不例外。
在内野健一领导的班次，原本有一位老员工协助他工作。那名老员工退休后，工厂并没有从其他班次调拨过去一名员工，而是聘请了一个毫无经验的临时工。此后，内野健一实际上承担了两个人的工作量，并且要花大量时间对那个临时工进行培训。在去世前的一周，内野健一每天都加班５个多小时后才回到家。由于过度劳累，他不再像往常那样和家人共进早餐，也不再与两个孩子亲昵、嬉戏，而是倒头便睡。“他笑的比过去少多了，他说，躺下睡觉的时候，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刻。”内野博之伤心地回忆道。
内野博之计算了丈夫死亡前一个月的工作状况，发现仅加班时间就长达１４４小时３５分钟。于是，她向厚生劳动省设在丰田公司内的丰田劳动基准监督署申请，要求劳动基准监督署依照劳动灾害补偿保险（相当于中国的工伤保险）的相关规定，向自己及孩子进行补偿。
然而，劳动基准监督署做出了一个令内野博之深感震惊的裁定。该机构在经过计算后认为，内野健一死亡前一个月的加班时间仅为４５小时３５分钟，其他时间的额外劳动皆属“业务改善活动”，不在工作范围之内；虽然其在工作场所死亡，但不适用劳动灾害补偿保险，故不予支付任何补偿。
３．“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得到认可”
遭受了双重打击的内野博之并没有放弃。她一面辛勤工作，养家糊口，一面不断奔走于劳动基准监督署和丰田公司之间，坚定地为丈夫讨个公道。“他为公司鞠躬尽瘁。他的父亲、祖父，老少三代人都在丰田，奉献了他们的一生。我没有别的请求，就是希望他们的这份努力能得到认可。”
由于劳动基准监督署始终坚持不予补偿的裁决，２００５年７月，内野博之在名古屋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劳动基准监督署撤销此裁决。她试图获得丰田公司的支持，但该公司的一名负责人答复说：“我们不是当事人，没法给你提意见。”
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内野博之得到了“全丰田劳动组合”的支持。“全丰田劳动组合”是丰田汽车公司部分员工组成的一个小小的工会组织。该组织的委员长若月忠夫认为，丰田公司内的主要工会组织早已成了“傀儡”，“全丰田劳动组合”虽然规模小，却在真正地维护员工的权益。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名古屋地方法院就此案做出判决：内野健一死亡前一个月的加班时间约为１０６小时，“工作业务和死亡有因果关系”。法院撤销了丰田劳动基准监督署的裁决，要求依照劳动灾害补偿保险，向内野健一的家属支付补偿。
４．员工理应为公司牺牲个人生活？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５日，获得诉讼胜利的内野博之和“全丰田劳动组合”，一起在东京的外国记者协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了诉讼的原委和丰田公司员工的实际劳动状况。
内野博之说，包括丰田公司在内的日本社会，已经习惯将“过劳死”的问题淡化，企业往往用“员工是否献身公司”来衡量他们的工作表现，认为员工“理应为公司的利益牺牲个人生活和幸福”，就连工会也不敢替工人向资方争取权益。“职场上的许多人正在为‘自愿加班’的惯例而吃尽苦头。到目前为止，丰田公司共有两万亿日元（约合１３０１亿元人民币）的利润是员工无偿加班带来的。现在，丰田的业务蒸蒸日上，我希望它可以将部分利润回馈员工。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它才是一家真正在全球领先的企业。”
内野博之还指责日本媒体不敢报道有关丰田公司的负面新闻，惧怕因此影响广告收益。“一家报纸在报道这个案件时，只说‘爱知县的一家汽车制造商’，不敢提丰田公司的名字。另外一家报道此案的杂志同样如此，当我翻看那本杂志的时候，发现封底就是丰田公司的广告。”内野博之说。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全丰田劳动组合”委员长若月忠夫，从工会的角度评述了这起案件。他说：“劳动组合（工会）已经失去了它的主体性。原本应该独立于企业，和企业处于对等地位的劳动组合，现在却被企业吞并和支配了。这大概就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吧！”
参考资料
“过劳死”——日本的“社会病”
“过劳死”一词源于日本，也是日本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然而，日本人为经济的飞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激烈竞争产生的压力导致人们身心极度疲劳直至死亡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时，日本每年都有一万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而猝死，由此便产生了一个新名词——“过劳死”。
这种现象引起了日本舆论的极大关注，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９年间，仅被媒体报道过的“过劳死”案例就达１８００例。１９９４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正式把“工作过度”列为“劳动灾害”，开始了政府干预。１９９５年，日本著名的精工、全日空等１２家大公司的总经理因工作过度劳累去世，令整个日本社会震动。此后，日本开始对“过劳死”进行法律干预，死者家属开始通过司法途径向用人单位索赔。但是，由于法规制度不够完善，每年只有大约４％的“过劳死”雇员家属打赢官司，获得赔偿。
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４日，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去世，医学专家认为他“积劳成疾，过劳猝死”。同年１０月２日，日本广岛高级法院就川崎制铁公司员工“过劳死”一案做出判决，责令该公司向死者家属支付１．１亿日元的巨额赔偿。这两起事件都引起了日本社会对“过劳死”的极大关注。
２００１年底，日本厚生劳动省经过慎重研究，建议修改“过劳死”相关法规，使死者家属在寻求赔偿时，能有更大的胜算。譬如，判断员工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时，过去仅考察员工死前一周的工作情况，新规定将考察时段延长至死前的６个月；新规定还在“过劳死原因”中加入“工作中日积月累的疲劳和紧张”，考察在员工生命最后的两至６个月内，每月加班是否超过了８０小时，以此判断是否“过劳死”；新规定还把工作时间的规律性、出差的次数、办公场所的温度状况和噪音，也作为考察员工是否“过劳死”的关键因素。
到２００５年，日本猝死员工最终被认定为“过劳死”的比例上升到了４０％。“过劳死”员工家属每年可以从政府领取约两万美元的补偿，甚至可以从员工所在的公司得到高达１００万美元的赔偿。
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去年１２月１９日报道，日本政府发布的数据称，每年，日本人均工作总时长为１７８０小时，稍低于美国人的工作时间（人均每年１８００小时），大大高于德国人的工作时间（人均每年１４４０小时）。但《经济学家》指出，这个数据是不准确的，因为日本政府没有将日本企业中普遍存在的“自愿加班”时间计算在内。有调查显示，３０岁至４０岁的日本员工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每周工作超过６０小时。不过，日本企业不会为员工的“自愿加班”支付薪水，也不会向那些利用周末时间参加企业培训的员工支付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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