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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勉为其难：日本人如何研究中国
现在，日本媒体上有关中国的报道、评论可以说“无日不有”；书店里有关中国的书籍（包括书名上没有“中国”字样而内容涉及中国的书）可以说“无周不出”；此外，大企业、大商社有关中国各个经济领域的报告，其资料之详尽，分析之细致，令人感到惊叹。
然而，如果以此证明日本人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很深入、很有水平，那就大谬不然了。
最近，日本学者五百旗头真（日中友好２１世纪委员会日方委员、日本防卫大学校长）在一篇书评中，面对中国经济左右日本景气动向的程度越来越深的现状，提出“（日本人写的）有关中国经济的好书多吗？”的疑问，他接着提出自己的感觉是：“首先，充满数学公式的经济学书籍，笔者读不了。通讯报道式的采访中国经济的书读来轻松，但这些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庞大中国经济的实际，则令人感到茫然。有关中国经济各个专门领域的书，大多仅分析中国经济的一个局部，未能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全体像’”。
笔者也认为，所谓中国研究，一个重要课题就是透过现象抓本质，切中中国发展的特质，提示中国发展的“全体像”。如果对于中国经济“全体像”都不能提示，那么，要求日本的中国研究者提示包括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在内的整个中国“全体像”，就更加勉为其难了。
二战后开始建立研究机构
日本对当代中国研究的现状，从日本的有关中国研究的组织机构可见一斑。战后初期，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于１９４６年成立了战后最初的中国研究机构“中国研究所”，其后，又以该所为母体于１９５１年创设了“现代中国学会”。这两个组织主要由战前、战争期间在“满铁调查部”、“东亚研究所”等为当时日本“国策”服务、从事所谓“支那研究”的研究者构成，不过在战后已不再是“国策研究”机构，在人事和资金方面基本上没有政府背景和支持，仅在创立之初从当时的“大东亚省”（外务省前身）获得１０万日元的援助金。由于“中国研究所”带有左翼色彩，因此无法与日本政府的“国策研究”挂上钩，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在经费方面自然受到很大制约。
１９５３年日本“亚细亚政经学会”（简称“亚政经”）成立。当时美军的占领期已结束，日本获得了名义上的独立。与“中国研究所”不同的是，“亚政经”具有较明显的“国策研究”色彩，或多或少得到内阁官方调查室、外务省亚细亚局的资金支援，最初的理事会成员除研究人员外，也包括了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以及财界人士。“亚政经”成立后最关心的是当时美国的中国研究及亚洲研究的动向。
１９５７年，“亚政经”几名主要理事经由当时日本首相岸信介的秘书牵线，在箱根与岸首相见面，提出了设立“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建议。岸信介接受了这个建议，经通产省的批准于１９５８年设立了“亚洲经济研究所”（简称“亚经研”）。“亚政经”和“亚经研”这两个组织原本要以“国策研究”作为发展方向，但随着１９６０年岸信介下台，两者尽管依然能得到日本政府和财界的资助，却未能起到直接参与日本政府的外交、安全、对外经援等政策制定的作用，与过去“满铁调查部”等“国策研究”机构相比，“亚政经”和“亚经研”的研究者可以相当自由地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活动。
仍有“集体想像”的成份
与此同时，美国却早于日本将中国研究作为“国策研究”加以推动。比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于１９６９年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发表演讲时，专门论述了研究中国问题的迫切性，指出美国之所以在亚洲遭到接而连三的失败，就因为“不了解亚洲，执行错误的政策”。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后，近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中心议题。这对当时日本的中国研究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作为当时日本通产省下属组织的“亚经研”，越来越关注对中国的研究，努力推动日本的中国研究向“国策研究”发展，至少要对日本经济官厅制定对华经济政策发挥作用。“亚经研”曾多次邀请中国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到该所参与研究。笔者曾于１９９６年到该所研究中日经济关系，为时半年。记得笔者经常透过研究室的窗户凝望隔壁的自卫队大院，观看自卫队队员在院内列队操练的情景。
从日本有关中国的研究组织的变迁看，日本的中国研究基本上是作为亚洲“地区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并未形成独立的所谓“现代中国学”。因此，与中国的“日本研究所”遍地开花相比，日本尽管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很多，却少有专门的“中国研究所”。目前比较知名的有早稻田大学中国研究所，爱知大学则是日本首家设有现代中国学部的大学，并兼设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上述战后初期成立的“中国研究所”至今依然存在。
在方法论方面，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出于“西方一员”和“亚洲一员”的双重立场，既不满于美欧学者以“东方主义”观察和研究日本（比如鼓吹“日本异质论”），又在观察、研究中国时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往往带着一种优越感，热衷于抓住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来表达中国“全体像”，而忘记了日本自身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类似问题。
包括日本在内，任何外国的中国研究都不可能脱离其特定的政治、文化和舆论背景，都包含有所谓“集体想像”的成份，而且在其认识中国的历史过程中，有关中国的真实知识的增长和主观想像部分的相对比重，在不同的时期也会发生变化。近年来，有一批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正在为创建科学、理性的“现代中国学”而努力，一批评论家也相继推出比较客观、理性地分析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成为日本全国大小书店新书架上的亮点。如今，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依靠日本的媒体特别是电视，日本的中国研究应如何在帮助广大日本国民正确认识中国方面发挥作用，尚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冯昭奎）
《世界知识》杂志 2008年0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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