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跌下神坛，丑闻殃及全球，日本制造怎么了？

日本神户制钢所（简称神钢）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

据日媒报道，神户制钢所26日发布了铝和铜制零部件等篡改质量数据问题相关的安全性验证结果。

据报道，神钢向其交付篡改数据等违规产品的客户达到525家。

神户制钢所社长川崎博表示，此次“数据造假”事件发生的范围远远超过他在调查刚开始时的想象。

神钢集团官网截图

观察人士指出，以神户制钢所为典型代表，近年来日本企业丑闻可谓屡见不鲜。

2015年以来，相继发生了东芝财务造假、东洋橡胶工业篡改抗震装置数据、旭化成捏造建筑打桩数据、三菱汽车伪造燃效数据，等等。

一系列“不祥事”（日本常用语，指监守自盗或者公务员职务犯罪）让曾以优秀质量著称的日本制造体系摇摇欲坠。

“致命一击”

有分析认为，在此前类似事件引发的破坏性效应基础上，此次神户制钢所丑闻的曝光堪称彻底击碎了“日本制造”的神话。

其一，它身处日本制造业体系的上游，作为工业原料供应企业，客户包括了丰田、日产、本田等几乎所有日本汽车企业。另有住友电装、高田、富士通、矢崎零部件等大量汽车部件厂商；还有三菱重工业、石川岛播磨重工等航空产业相关企业；大金工业、松下、三菱电机、日立制作所、日本电产等电机厂商；还包括JR东日本、东京地铁等新干线及铁道列车；甚至还涉及火箭等军工产品。影响面具有空前规模。

其二，此次数据造假事件已经被追溯到十年前，这不仅说明了神户制钢所此次问题的严重性，也从时间上进一步扩大了事件的影响范围。而且，随着调查的深入，其问题业务领域也在不断蔓延，或将蔓延至该公司部署在全球各地的生产体系。

其三，“有组织”的造假行为使得事件性质更显恶劣。已经曝光的参与造假人员涉及公司管理层，仅铝材及铜产品业务就有数十人参与弊案。最新爆料指出，神户制钢所内负责最终质量检查的人员甚至也进行造假。自2006年开始，神户制钢所集团内就不断发生数据造假事件，而最高管理层却对此采取了视而不见的包庇态度。

日前，美国司法部宣布介入神户制钢所造假丑闻调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该事件在全世界掀起巨大波澜，这从神户制钢所的供货对象就可见一斑。

神户制钢所的供货对象包括美国通用汽车、特斯拉电动车，德国戴姆勒，瑞典沃尔沃，法国雷诺、标志汽车，韩国现代等汽车企业，美国波音、欧洲空客等飞机制造商，美国通用电气、英国罗尔斯·罗伊斯等航空发动机企业以及英特尔等电子企业。

不归路源头

神户制钢所创建于1905年，迄今已经有102年的经营历史。作为一家百年老店，神户制钢其实一直在标榜企业伦理精神，2000年它还推出数十页规模的《企业伦理纲领》，特别重申要向客户“提供可以信赖的技术、产品和服务”。

神户制钢所

那么，神户制钢所因何走上造假的不归之路呢？

在关于该事件的首次记者会上，该公司副社长梅原尚人在解释问题发生的原因时称，“生产车间为了赶工期、完成生产目标，才采取如此下策。”

分析指出，这不过是神户制钢所搪塞媒体的一种说辞，从近年该公司经营状况来看，造假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其经营业绩的巨大压力。

首先，神户制钢所销售额近年来出现持续下滑趋势。受全球资源市场价格大跌影响，该公司销售额从2008年的21772亿日元下跌至2016年的16958亿日元，减少了22%；2015年至2016年，其经营利润甚至连续两年出现超过200亿日元以上的亏损。

此次“出事”的铝材及其部件和铜产品业务，恰恰是被神户制钢所视为“救命稻草”的企业盈利支柱。最近几年，铝材因汽车、飞机等产业普遍实施轻量化措施而呈现需求大增之势，为能够确保这项业务业绩不受损伤，该公司的管理层明知数据有问题，却依然试图蒙混过关。

其次，企业内部治理出现严重问题。近年来由于实施多元化战略——除传统钢铁之外，神户制钢所还涉足焊接、铝铜、机械、工程技术以及电力等领域，由于各业务间关联性相去甚远，造成部门间信息沟通、交流不畅，形成内部闭塞隔阂。

10月20日，日本东京，神户制钢所副社长梅原尚人（中）出席新闻发布会，就神户制钢所造假事件道歉

再次，研发投入经费不足也造成企业技术进步受阻。利润下滑加上大规模海外投资，神户制钢所研发经费下降，2016年研发经费与销售额之比仅为1.6%，远不及日本制造企业4.3%的平均水平。

最后，它还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由古河斯凯与住友轻金属工业合并成立的日本联合铝业公司（UACJ），市场压力不言而喻。

尴尬的转型

如前所述，神户制钢所的丑闻并非孤案，它是日本制造业滑坡的缩影，而这与日本企业近年来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不成功密切相关。

一是近年来大量日本企业纷纷转向突出强调股东利益的欧美经营模式。

过去日本企业经营层的主要精力聚焦长期经营而不断强调质量管理，如今那种曾经盛行的一点一滴式的质量改善活动（QC）已难觅踪迹，企业管理者更加关注各种短期财务报表，千方百计地追求利润上升。

正如株式会社小松公司原会长坂根正弘所言，“质量问题已很少提交董事会层面进行讨论”，而是更多“交给基层质量负责人处理”。

二是日本企业用工体制转型瓦解了企业质量推进的基础动力。

经合组织（OECD）曾盛赞的日本“经营神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早已黯淡无光。大批派遣员工形成的非正式员工人数已经逼近全部就业者人数的40%，这使得他们很难对企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对企业的技术进步、产品质量等也较为漠视。

即便是正式员工，也因为企业经营业绩下滑以及经营模式转型而面临更高的被解雇风险，其参与企业质量管理提升的热情显著衰退。再加上号称“团块一代”（注：指日本战后的第一个生育高峰期即1947年至1949年期间出生的人，这些人被认为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推动日本经济腾飞的主力）的原有熟练技术人员大量退休，日本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出现普遍滑坡。

最后，企业经营者的傲慢态度也是质量问题不断涌现的重要原因。

以神户制钢所为例，早在1999年该公司就被曝出向特殊股东输送利益的丑闻，随后几年又被曝出其工厂排放污染等问题，但该公司历任高层并未引以为戒，强化企业风险危机管理，而是不断采取隐瞒掩盖措施，没有把社会责任和监督置于应有高度。

10月19日，横滨，日产社长西川广人在新闻会结束时鞠躬道歉

无独有偶，几乎与神户制钢所同时被爆料车检丑闻的日产汽车，其社长西川广人在10月2日的记者会上没有“谢罪”，虽然饱受各界诟病，但这种傲慢态度已深植于企业的实际经营之中。《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产遭曝光后仍由无资格人员进行车检”。很显然，日本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企业的相关“病症”已非常严重。

社会根基瓦解

除了企业自身，相关丑闻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成因，即过去支撑日本制造业不断改善、走向强盛的社会根基已基本瓦解。

其一，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在日本蓬勃兴起的企业家精神已日渐消沉。

类似松下幸之助（松下电器创始人）、盛田昭夫（索尼公司创始人之一）、本田宗一郎（本田汽车创始人）这样的领军创业人物多年来都没有再出现。整个日本制造业自“90年代泡沫”崩溃之后，开始从“进攻”转向“防守”态势。

其二，曾经领先世界的日本制造业生产方式也早已落伍于时代。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归纳的日本制造模式竞争力源泉——“精益生产方式”（TPS），在上世纪90年代遭遇了模块化生产的剧烈冲击，面对苹果公司的全球产业链等新商业模式的重压，日本手机行业几乎全军覆没，半导体产业竞争力也大幅衰退。

堪称传统日本制造业最后一块“高地”的汽车产业中，丰田、日产等被迫不断整合和调整原有封闭特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体制，现今丰田汽车的TNGA（Toyota New Global Architecture首字母的缩写）平台战略比“大众”迟到了20年。

其三，日本整体基础研究水平不断下降，各种人才转向短缺。

由于大学和企业已经不再愿向很难迅速产生效益的基础科学投入大量经费，这不仅导致日本基础研究整体滑坡，还造成从事基础研究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大隅良典的担心，今后“日本人可能不会再得诺贝尔奖”。这成为日本科学技术基础研究发展现状的真实写照。

简言之，人类社会已经步入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革命的新时代，一场更深刻的生产方式革命以及新的商业模式呼之欲出。以神户制钢所为代表的诸多企业，继续躺在过去的光环之下，显然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节奏。（作者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