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在中国本是出于娱乐的目的，往往语言轻浮，内容低俗，为士大夫及文人学者所鄙夷。但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汉文笑话则经过儒者的重重改造包装，如“用语的文言化”、“内容的本土化”、“故事的合理化”等等，以其简短易学而又风趣幽默的特点，成为汉文学习者学习汉文的一种重要范本。

明代冯梦龙所编笑话集《笑府》传入日本以后，其训点本与翻译本于江户中期在江户（今东京）和京都两地同时出版。此书所载笑话的题材与文本亦对日本的幽默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日语里，江户时代的笑话一般写作“小咄”或者“小噺”等，虽然两者都读作“kobanashi”，但前者所用“咄”字可解释为“口中所出之语”的意思，后者所用“噺”则表达了笑话需要随时求新的特征。相应的作品集叫“咄本”，也叫“噺本”（在日本，“小咄”和“小噺”因为读音相同可以互相使用，但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统一为“小咄”和“咄本”）。《笑府》不仅影响到了日本轻口本[即元禄年间（1688—1703）前后在京阪所出版的早期咄本]、小咄本[即享保年间（1716—1736）在江户地区所出版的后期咄本]文本的简洁性与内容的多样性，更是直接促成了日本汉文体笑话这一文学形式的产生。

今天日本国内现存的汉文笑话集约有二十多种，本文拟以江户后期的儒者津阪东阳所写《译准笑话》中受《笑府》影响的作品为例，试比较其中的异同，并探寻作者对中国笑话的日本本土化的实践。

中国笑话集的翻译及其影响

论及中国笑话对日本笑话的影响，时代较早的是宽文六年（1666）出版的《事文类聚》翻刻本，参考此书中笑话改编而成的小咄散见于《理屈物语》（1667）、《囃物语》（1680）等前期咄本中。在此之前，在庆长年间（1596—1615）已有宋代《风月笑谈》写本，另外，内阁文库所藏《笑海丛珠》《笑苑千金》为江户初期的写本。这些写本的出现都表明，在江户初期，时代较早的宋代中国笑话集已经传入日本并被阅读了。出版于宝历二年（1752）的《鸡窗解颐》则是日本第一部中国笑话选集。此书所收笑话共计有五十篇，其中选自《笑海丛珠》的有二十五篇，出于《笑苑千金》的有二十二篇，《谐喙录》两篇，此外一篇出处未详。这三本笑话集都属于唐宋年间，时代较早，因而其文体用语也较为古雅。不过，宝历年间，明代的俗语文学被广泛地介绍到日本，这自然也对日本的笑话产生了影响。宽延四年（1751），冈白驹模仿《笑府》，第一次尝试将日本笑话译为汉文，编纂出版了《译准开口新语》。宝历之后的明和年间（1764—1772），有三种《笑府》（皆见于武藤祯夫所编《笑府集成》，太平文库，2006年）的抄译本前后出版发行。其中明和五年（1768）京都出版的《笑府》（以下称笑A）共收录176则笑话，在汉文原文上附有“返点（一种按照日语语序来标示汉文的符号系统）”、“送假名（为汉字所附加上的日语词尾）”及简明的日语意注（日语称为“ルビ”）。同年在江户亦出版了另一种《笑府》（以下称笑B），共选入80则笑话，除在原文上附有返点、送假名和意注之外，还在其后添加了略有口语化的训读文。之后的明和六年（1769）又有《删笑府》一书，其出版地未详；全书笑话共有70则，在原文上亦带有返点、送假名和意注。另外，出版于安永七年（1778）的翻译本《笑林广记钞》[欢笑处士译，影印本见于《噺本大系》第二十卷（武藤祯夫编，东京堂出版，1979年）]全书32则笑话中，亦有不少作品取自《笑府》。

不过，详细看来，日本小咄集中受中国笑话影响最大的还是《笑顔はじめ》[天明二年（1782），见于《噺本大系》第十二卷]，其书所载的29则小咄中，出自《笑林广记》[乾隆二十六年(1761)《新镌笑林广记》十二卷四册本，有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谷村文库藏本及筑波大学中央图书馆藏本。另内阁文库有稍后出版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刊本]的就有二十六则之多，这其中，同时也见于《笑府》的共有九则。而在《译准开口新语》全书一百则笑话中，取自中国笑话的仅有六则。这之后编撰的汉文笑话集中更是极少能见到《笑府》等中国笑话的影响。反而在个别的小咄集中，取材自中国笑话的小咄时有所见。不过，江户后期出版的汉文笑话集《译准笑话》中，有十几则能明显看出是取材自中国笑话集《笑府》。

《译准笑话》与其作者津阪东阳

《译准笑话》一书是江户时代极有代表性的汉文笑话集之一。全书共有198则笑话。《译准笑话》的版本，目前能见到的有①文政七年甲申正月发行、书林京都铅屋安兵卫、京都上村藤右卫门、大阪柏原屋清右卫门、伊势津山形屋传右卫门本，②同版所印文政九年稽古精舎藏版本，③文政九年小品堂藏版本，④文政九年阳华书房藏版本，⑤文政九年文光堂藏版本，⑥文政九年藏版本，及明治时期出版的几种活字印刷本等，共有十数种存世(参见荒尾秀《訳準笑話の書誌と諸本》，清泉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纪要，2014)。作者津阪东阳（1757—1825）是日本藤堂氏津藩的儒者，曾做过其藩藩校有造馆的第一任督学。其著述颇丰，有诗学书、选诗集《杜律详解》（1815年作，1835年刊）、《夜航诗话》（1816年作，1836年刊）、《夜航余话》（1836）、《葛原诗话纠谬》《杂纂译解》（1805）、《古诗大观》（1788年作，1830年刊）、《唐诗百绝》（1789）、《绝句类选》（1824）、《历代绝句类选》（1786），教学、论政书《孝经发挥》（1813年作，1823年刊）、《忠圣录》（1796）、《本藩官吏译名》（1808）、《听讼汇案》（1806年作，1831年刊）、《道之柴折歌合》（原名《童女庭训》，1796，1835年改名再刊）、《武家女鉴》（1796年作，1839年刊），历史、传记、民俗类《太祖创业志》（1819）、《聿脩录》（1819）、《祠堂考》（1812）、《伊势军谈》（1788）、《势阳考古录》（1815）、《伊势杂志》（1815）、《伊势考古录》（1818），随笔杂谈类《稽古余笔》《荟瓒录》《代奕闲览》（1845）、《纪事集览—初学译准》（1788年作，1826年刊）、《译准笑话—习文楷梯》（1812），诗文集类《东阳先生诗文集》（手写本）、《东阳先生百绝》（手写本）、《东阳遗稿》（手写本）、《孝绰文集》（手写本）与《东阳先生文抄》（手写本）等流传至今。（参见津坂治男《津坂東陽の生涯》，竹林馆，2007）

以上著述虽然涉及范围很广，但能看出，汉文教育一直是津阪东阳写作或者说工作的重心。

《译准笑话》的写作目的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译准笑话》书前所附之序文，其原文如下（按：以下《译准笑话》皆引自《噺本大系》第十二卷，武藤祯夫编，东京堂出版，1979年）：

初学作文，须从叙事入手。第取俗话，数缀以习之。狂言绮语，方便设教。由其所易道，驯致以引之。亦尘垢粃糠，陶铸尧舜者；实下学之捷法，诱蒙之善术也。夫学文之方，叙事茍得手，则议论自在也。叙事且未能，遽辙作议论，犹不学楷法，而作草书耳。坡翁所谓，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俗儒诲人，不量程分，高尚其事，强为难能。使黄口子弟，敢论古贤。或拟对策，效颦西人制艺之弊，不但倒行逆施，枉费工夫，抑且骄慢好辨，而骛于空论，徒贼夫人之子，多喙三尺手五斤者，岂不太谬哉。《译准笑话》二百则，盖为是而作，教人依样画葫芦，诚方便善诱之法。即滑稽之文，而持法精严，务避浮靡，要尚简明，所以备学者准则也。且夫佳谑机警之妙，可以发挥人之才气，又多通人情世态，殊逾于说鬼语怪矣。其间颇寓风刺，切中时俗之窾，亦和饴进药者。微言感人，尤是以警戒焉。撰人不著名氏，盖避好事之嫌，不欲衔伎俩也。详观文气，定系老笔，其触事激物，屡见慷慨之意，想藉游戏谑浪，以写其胸次之磊落。强自耗壮心，而遗余年者欤，其亦可哀也已。余劝书肆刊行，资世之习文者，弘其易入之方。初学阶梯，必由乎是。其勿以戏笔，而轻视之哉。抑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君子所慎也。话之奇逸者，或涉猥亵，盖亦笔华之失，殆是风流罪过，不免为白璧之瑕耳。岁戊寅春社日匏葊痴叟题

序文结尾有“匏葊痴叟题”一句，看起来乃是别人应作者所请写成的文章。但若细考之，“匏葊痴叟”乃作者津阪东阳的一个别号，因此序文应该是作者自己所作。

《译准笑话》序中有“译准笑话二百则，盖为是而作”一句，这里的“是”指的是在学习汉语的时候如果基础不牢固，汉语水平则难以得到提高。序中提出“叙事”即对客观事物的描写是汉语写作时不可或缺的基础，其主张“即滑稽之文，而持法精严，务避浮靡，要尚简明，所以备学者准则也”，这也是最明确地提出“译准”这一概念的汉文笑话集。不过“译准”这个词最早的出处却是在另一本叫做《译准开口新语》（1751）的汉文笑话集（《译准开口新语》《善谑随译》《善谑随译续编》都见于武藤祯夫《噺本大系》第二十卷）。如书名所示，这本书亦将“译准”作为写作目的。其书的序中有“先生大著作，布在人耳目，是其小小者，亦唯文之不可以已也。我以彼之文，而作文之要，莫译是若焉。则兹书也，人人将准则焉[先生的这部大作，已经有很多人看过了，虽然是先生作品中不起眼的一小册，但是（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文章是(中日交流)不可或缺的，(并且)我们日本人用他们中国人的语言来写文章，最好的办法就是翻译。那么这本书就会成为每个人(写作汉文)的标准]”的表述。此外，僧人灵松子所作汉文笑话集《善谑随译》（1775）的序中亦有“斯亦可以备文海之津梁也”的记述。在其后所出版的《善谑随译续编》（1798）的序中，则又写道“适有太宰氏之徒藤东园者携去，遂上诸梓，乃以为文海之津梁云”。如以上三部书所述，有相当一部分汉文笑话集的出版目的，大都是“译准”和“津梁”等，基本都与汉语学习相关。

不过，之前的汉文笑话集中，亦如《笑门》（1797）序“夫学者博涉之暇，若有手把之，则当足散却其郁情，是殆过虎溪而笑之类也。于是乎可谓诙笑益于学业矣，然刊之家塾亦为世之笑而已”（日本东北大学图书馆狩野文库藏本）中所记，主张着重笑话本身的娱乐性。《胡卢百转》的序文中更是明确地写道：“京师有彦八，江户有豆藏，共以杂谈鸣者也。和州河原泽绘画其谈而表具者也。虽极其妙境，则令予敲太鼓。予不能辞，乃取枹曰，田田，坎坎，始焉，始焉。”（日本富山县高冈市立中央图书馆所藏）彦八指的是活跃在享保明和年间的京都落语家米泽彦八，豆藏则是一名元禄年间在江户十分有名的街头艺人的名字。从序文中可以看出，作者写作笑话的目的极其单纯，就是因为作者喜欢笑话，而无关其他。

另外，《囨谈》（1824）中则写道：“邦人录解颐谈者，虽一二行世，文辞颇误谬，识者囨焉。近鑴肖棠辐聚，错乱不可读。”从中也可以看出，有一些作者写作汉文笑话的目的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汉文水平（原文与相关研究见拙作《江戸の笑い―漢文で熟した富山の文化》，桂书房，2012年）。

《译准笑话》对《笑府》原文的改变

（1）用语的文言化

如前言所述，日语中对笑话的称呼“小咄”，就体现了笑话需要随时求新的特征。因此，即使是中国书籍中所载的笑话，为了能幽默地从口中说出，也必须要对其进行再次加工。以下，笔者试以《笑府》卷一古艳部中“官府生日”（笑A及笑B皆收入）一则为例，考察其变为“小咄”的具体过程。

“官府生日”原文如下：

一官府生辰，吏曹闻其属鼠，醵黄金铸一鼠为寿。官喜曰，汝知奶奶生辰，亦在日下乎，奶奶是属牛的。（本文所举《笑府》各则笑话，皆参照武藤祯夫编《笑府集成》所收《原本笑府》原文）

而参照《笑府》而写成的小咄本《笑顔はじめ》中，亦有此则笑话，名《诞生日》，其原文汉译如下：

大名家的勘定（类似于账房和买办）过生日的时候，（和勘定）有来往的商人一起商量，最后决定送一个礼物。因为听说勘定是属鼠的，因此用白银铸了一个老鼠作为礼物。奉行（指勘定）很高兴，请大家喝酒，并说：“真是万分感谢大家的心意，内人的生日大家知道吗？过了这几天就是了。”商人们说：“那真是要祝贺您夫人了，不知尊夫人是哪一年生人呢？”奉行说：“内人比我小一岁，是属牛的。”

从内容来看，可以说基本上只是将《笑府》的原文如实翻译为日语，除了将人物职业、称呼上日本化之外，笑话本身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动。

除《笑顔はじめ》之外，还有两则小咄在创作上应该是受到了“官府生日”的启发，其原文汉译如下：

属鼠的[《乐牵头》明和九年(1772)，见《噺本大系》第九卷]

一武士与仆人同行，在路上看到一只死老鼠。武士说：“角内（仆人名），去把那只老鼠拾起来。”角内说：“可是那只老鼠已经死了。”“这我当然知道，不过我是属鼠的，见到这个于心不忍。”“哎！老爷，幸亏您不是牛年生人，小的还真是走运呢。”

鹤[《坐笑产》安永二年(1773),?《噺本大系》第九卷]

某大名，将军赏赐给他一只鹤。为了祝贺这件事，其治下的百姓头（模拟于乡绅地主）与家老（辅佐藩政的家臣）都来说：“这真是贵家长久之基，与有荣焉。”给他们吃的是没有鹤肉只有一层薄薄油花的青菜汤，大名还问：“这很难得吧？”（有人问）“说起来，您一定给将军那边送了许多礼物吧？”（大名说）“是很多，大概有一千两左右吧。”于是百姓头认真地说：“赏赐给您的不是乌龟，这真是太好了。”

相比较于《笑府》中官员的贪婪，衙吏的钻营，日本的笑话则较少涉及这一方面。而且在日文小咄改写时，还运用了“鹤千年，龟万年”这样的日本俗语，使得笑话更加贴近日本读者的生活，试图引起读者的共鸣。

不过，在《译准笑话》中，这则笑话是如何呈现的呢？《译准笑话》第7则原文如下：

一衙官生辰，掾属醵钱。为其属鼠，铸金鼠为寿。官喜其用意，玩赏弗措。因谓曰，卿等亦知荆妇生辰乎。渠乃属牛云。

虽然基本的内容并没有变化，但原文中的“奶奶”、“奶奶是属牛的”这样的口语表现都被改为较为文言的“荆妇”等词，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时将俗语文言化的倾向。呈现出这种倾向的例子还可以列举出以下几个，如《译准笑话》第116则：

医误治死人之儿，怒将鸣于官。请以其子赔之，事得释焉。一夜有叩户者，曰，主妇暴病，敢烦胗[诊]治。医谓妻曰，不可轻往，恐亦见取汝矣。

此则笑话的原文应是参考了《笑府》（笑B中收入，不见于笑A。另，亦见于《笑林广记钞》）卷四方术部“赔”一则：

一医医死人儿，即以己儿赔之。无何，医死人仆，家止一仆，又以赔之。一夜又有叩门者，云娘娘产里病，烦看。医私谓妻曰，又看中意你了。

“娘娘”、“又看中意你了”之类的口语白话，分别改写为“主妇”、“不可轻往，恐亦见取汝矣”等文言词。而且与《译准笑话》相比，《笑府》原文中从儿子到仆人再到妻子，最后给人一种果然如此的戏剧感，而且医生对妻子说“又看中意你了”更是使人为庸医的无知与愚蠢发笑。而《译准》则更倾向于详细地记事，其结果是，与《笑府》相比幽默感被削弱了。

再有，《译准笑话》第113则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

贼入人家，懒夫赤贫，掏物无所得，怅然径去。夫追呼曰，好汉，请闭户而去。贼曰，夫何所虑，须安心睡。又入一家，无复床席，殆是空屋。唯窗下有一大藤篓，试挈颇重。谓搬家去，犹遗是物。忙手发盖，则有人赤裸而卧，曰谁居，作恶，使蚊入焉。

试与《笑府》卷三世讳部的“遇偷”（笑A、笑B皆有收入）一则相比较：

偷儿入一贫家，遍摸，一无所有，乃唾地而去。贫汉于床上见之，唤曰，贼可为我关了门去。偷儿曰，你这个人呌我贼，也忒难。一说，唤贼关门。贼笑曰，我且问你，关他做甚么。亦有味。旧说云，贼可替我带上了门。贼曰，是这等贫懒，所以做不得人家。贫汉曰，我做人家与你偷么。（至“偷儿笑曰”以下部分仅见于笑B）

（2）內容的本土化

在将口语改为文言的同时，作者为适应日本的社会及文化而作的改动也随处可见。比如《译准笑话》第16则，原文如下：

诗社宿题，期迫明日。有惰而俄作者，夜参半，沉吟未成。喟然而叹曰，呜呼，苦哉。腹且裂矣。妇人在旁，曰与生子何如。曰不啻也，生子举其所有耳，索句之苦，素腹中所无，岂不尤艰哉。

与这一则笑话相同的中国笑话有《笑府》卷二腐流部的“产喻”（笑A中收入，不见于笑B，另《笑林广记》中亦有与之类似的笑话“腹内全无”），其原文如下：

一士屡科不利，其妻素患难产。谓夫曰，中这一节，与生产一般艰难。士曰，你却是有在肚里。（以上为原本《笑府》所载内容，日本明和五年出版之笑A作：“一秀才将试，日夜忧爵不已。妻乃慰之曰，看你作文如此之难，好似奴生产一般。夫曰，还是你每生子容易。妻曰，怎见得。夫曰，你是有在肚里的，我是没在肚里的。”）

因为日本并没有类似中国的科举制度，所以在改写时，作者以当时较为风行的诗社取代《笑府》中的科举。

此外，时代早于《译准笑话》出版的另一本汉文笑话集《花间笑语》(江户时代的儒者三村昆山所著汉文笑话集，手抄本，未出版，自序为1808年)中亦有类似的笑话。

村学究作诗，凭梧蹙頞，半夜不语。其妻问曰作诗何苦。学究曰，作诗之苦，甚于妇人之产。妻曰，妇人之产也，懊懊恼恼，腹痛如裂，动系性命，其苦无可比者。学究曰，否，产虽苦，然是出腹中所有也。我之作诗，则腹中所无，而欲强出之也，其苦岂产之比哉。（《国文学未翻刻資料集》大久保正编，桜楓社出版，1981）

从《译准笑话》第14则中，也能看到作者进行本土化的努力。

贫人见债主至，泣告曰，吾死矣。惊问何故。曰昨夜梦死。债主慰曰，梦多相反，必寿征也。乃言又有一梦，尽偿公债矣。

这一则笑话与《笑府》卷三世讳部的“说梦”（笑B收入，不见于笑A）一则类似，“说梦”原文如下：

欠债者谓讨债者曰，我命不久矣，昨夜梦见身死。讨债者曰，阴阳相反，梦死反得活也。欠债者曰，还有一梦，梦见还了你的债。

所谓“正梦”“反梦”的说法，日本也有。不过因为“阴阳”一词在日语中基本上不当做“生死”来讲，因此作者在改编时，有意识地将“阴阳相反”一句删去，而仅仅保留了日本人也能理解的“梦多相反”一句。不过，在《笑府》传入日本之前，小咄中就有以梦为题的笑话了，如《醒睡笑》[元和九年（1623），《噺本大系》第二卷]中的无题一则，汉译为：

有一个若众（男妓，类似于明清时代的男相公），对念者（类似于契兄弟关系里的契兄）说：“昨晚在梦里，梦见你用金子造了一只雏鸡，然后送给了我。”念者说：“说起来，我刚才在梦里，也梦见给你了你刚才说的那样东西，但你说不要，于是后来就还给我了。”

此外，还有《译准笑话》第50则：

路上有搪突医人者。医怒，奋拳欲驱。其人遽跪曰，请受脚踢。人讶之，曰婴渠手致死耳。

这则应取自《笑府》卷四方术部“愿脚踢”（笑A笑B皆有收入，亦见于《笑林广记钞》）一则：

樵夫担柴，误触医士。医怒，欲挥拳。樵跪曰宁受脚踢。旁人讶之。樵曰，经他手，定是难活。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庸医都常常是笑话中被嘲笑讽刺的对象之一。《译准笑话》第50则中不仅可以明显看到作者将《笑府》白话文文言化的努力，比如“误触”改为“唐突”，“挥拳”改为“奋拳”等。还可以发现作者将原作中的樵夫改为了路人，这是因为虽然在中国明代，农民砍柴贩卖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在日本江户时代时，商业发达，当时已经出现了专门贩卖竹木炭等燃料的商店，称为“炭薪问屋”。这种中日之间的差异，使得对日本人而言，樵夫这一形象是十分陌生的，因此对其改造也变得很有必要。

日本小咄中与此类似的笑话还有很多，现试举两例如下：

薮医师 [《春袋》安永六年（1777），《噺本大系》第十一卷]

（医生）听到有人急病，慌忙往外跑时，不小心把隔壁的孩子给踢倒了。孩子的母亲出来说：“你这个医生，不论有多么急的病人，也不能把别人的孩子给踢倒啊！”正在争执中，（长屋的）房东过来说：“都是租住在这个长屋里的人，大家就互相体谅一下吧。而且幸亏只是被他用脚踢了，经他的手后，能活下来的人一个都没有呢！”

医生 [《笑顔はじめ》天明二年（1782），《噺本大系》第十二卷]

从对面来了一个医生，走路时和酒店的小伙计撞了个正面。医生很生气，口里说着“你这个可恨的家伙！”准备举手就打。小伙计赶紧说：“哎呀哎呀，请用脚踢吧，千万不要劳烦您的贵手！”医生就问：“为什么这样说？”小伙计说：“经您尊足，还不至于丧命；若劳烦贵手，我就活不了了。”

又《译准笑话》第109则 ：

山乡之民，过市把镜，宛见父在，惊感大喜，遂购以归。敬藏诸佛龛，朝夕启奁拜谒。妻怪而试视，便见一妇人，遽为反目，大骂闘殴。邻有尼僧，趋来劝解。妻指镜告故，就而窥之，乃谓妻曰，请须贷宥，滛婢引咎，既已为尼矣。

这应取材于《笑府》卷十一谬误部“看镜”（笑A收入，不见于笑B）一则：

有出外生理者，妻嘱回时，须买牙梳。夫问其状，妻指新月示之。夫货毕将归，忽忆妻语。因看月轮正满，遂买一镜回。妻照之，骂曰，牙梳不买，如何反娶一妾。母闻之，往劝。忽见镜，照云，我儿有心费钱，如何娶个婆子。遂至讦讼。官差往拘之，见镜慌云，如何就有捉违限的。及审，置镜于案，官照见，大怒云，夫妻不和事，何必央乡宦来讲。

这两话所讲的都是妻子将镜子中自己的影子误认作丈夫的小妾而引发出的一连串的反应。但是《笑府》“看镜”一则更多地反映了当时不同阶层、职业人物的心理。而《译准笑话》第109则则是单纯地停留在误会这一层面上，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在日本，关于镜子的传说，从《百喻经》第35话“寶篋の鏡の喩”的佛教故事开始，就广为人知。江户时代，通过谣曲“松山鏡”和狂言“土産の鏡”等作品，镜子传说也逐渐固定了下来。

还有《译准笑话》第125则。

少女将嫁，有询于嫂。嫂曰，不可胜言。既而回鸾，怨曰，妄语娘。及重归宁，问，夫妇之道，何神所创。曰，诺册二尊，为何问之。曰，欲上物报赛也。

这与《笑府》卷九闺风部“问嫂”（笑A收入，不见于笑B）一则极为相似。

旧话云，有出嫁者，哭问嫂此礼何人所制。嫂曰，周公。女将周公大骂。及满月归宁，问嫂周公何在。嫂云，寻他做甚。女曰，欲制一鞋谢之耳。

本话应该是按照“问嫂”改写而来，其前半部分与“问嫂”的第一部分相近，后半部分则因为日本并没有周公制礼的说法，所以代之以日本的两位神祇。

（3）故事的合理化

比如《译准笑话》第129则：

塾师好昼寝，而禁人太严。曰，我乃梦见周公也。生徒有犯者，大怒，骂为粪墙朽木。生曰，吾亦梦见周公。师诘曰，实梦周公，所说何事。答曰，小生以先生弟子请见，周公曰，吾未尝有与汝先生梦见也。

与之类似的是《笑府》卷二腐流部的“昼寝”（笑A收入，不见于笑B，另亦见于《笑林广记钞》）一则：

一师昼寝，及醒，谬言曰，我乃梦周公也。明昼，其徒效之。师以界方击醒，曰，汝何得如此。徒曰，亦往见周公耳。师曰，周公何语。荅曰，周公说昨日并不曾会尊师。

“又（昼寢）” ：

夫子责宰予以朽木粪土。宰予不服曰，吾自要见周公，如何怪我。夫子曰，日间岂是梦周公时候。宰予曰，周公也不是夜间肯来的人。

日本的这篇笑话大体上与《笑府》昼寝的第一小段相同，而“粪墙朽木”一语显然是参考了第二小段“又（昼寢）”，并且更加接近《论语》中的原文。不过日本的笑话中明确地将塾师定义为一个“禁人太严（宽以待己，严于律人）”的人物，这与《笑府》中老师偶然入睡的设定还是有所区别的。小咄中亦有类似笑话，如《笑顔はじめ》中的《先生》一则，汉译为：

老师睡午觉，却不让学生睡。学生于是说：“光你一个人午睡，这是为什么？”老师说：“我是为了去梦里见周公。”第二天，学生也午睡了，老师非常生气，用戒尺把学生打醒：“真是个可恶的家伙！我不是说了好几次不许你午睡吗？为什么？”学生说：“我也是为了去见周公。”老师说：“你真是个嘴硬的家伙，那我问你，你说你真碰见了周公，那他跟你说了什么？”学生说：“周公说在梦里一次也没有遇到过老师您。”

因为是直接翻译自《笑府》，因此和原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又如《译准笑话》第148则：

有比邻并惧内者，甲往诉乙曰，狮吼叵耐，奉盥荐寝，皆使我执役，不亦甚乎。乙慨然激昂，攘臂扼腕曰，唉，汝虽怯懦，何乃至此乎。若俾我为汝，言未毕，其妻隔障喝嗽，乙乃敛容曰，固亦谨奉役耳。

出自《笑府》卷八刺俗部“掇马桶”（笑A收入，不见于笑B）。

甲乙俱惧内。乙往诉甲曰，房下近来作事更狠，至晚马桶亦要我掇。甲攘臂言曰，这个忒难，若是我。言未毕，甲妻背后大喝曰，若是你，便怎么。甲不觉下跪曰，若是我就掇了。

中国和日本在居住形式上的区别使得这则笑话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明代中国特别是南方地区，马桶的使用是很普遍的，为妻子收拾马桶则成为了丈夫的奇耻大辱。但与此相对，日本则是席地而居，丈夫的执役也变成了侍奉妻子梳洗，晚上铺设被褥。

此外，与《笑府》中动辄大喝的悍妇形象有所不同，《译准》中的妒妇相比较之下显得更为文静，但只是一声咳嗽就吓得丈夫敛容正坐，其威势当还在前者之上。由此亦可见作者在描画人物形象时注意到前后一贯，并有意识地进行合理调整。还有，中国小说中常常出现的妻子罚丈夫下跪的场景在日本作品中不太常见，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相较于中国，在性别观念上还是较为保守的。

注重情节一贯性的笑话还有《译准笑话》第115则：

人倚舷垂手，俄有来舩，相轧而过，指梢都糜碎，独大拇存耳。还家说过，妇忧而诫之曰，郎性藞苴，吾尝所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慎毋就舷而漩焉。

与此相似的笑话亦见于明和五年和刻本《笑府》：

一人遇两来船，手托在窗槛外，夹伤一指。归诉其妻，妻骇然属曰，今后遇两来船，切记不可解小便。[虽未见于《笑府》原本，但出版于明和五年（1768）的和刻本《笑府》中收入此话。另，宽政六年（1794）出版的《笑林广记》选译本《解颜新话》（未足斋月风译）及文政十二年（1829）出版的和刻本《译解笑林广记二卷》（清游戏主人原辑，日本一噱道人译解，江户玉岩堂和泉屋金右卫门刊本，2册）中亦收入此笑话，但《译准笑话》出版于文政七年（1824），故从时代前后来考虑，第115则应是参考明和五年版《笑府》所作。]

比较来看，第115则中丈夫不是“夹伤一指”，而是四指尽失，“独大拇存耳”。因为若将手搭放在船舷上，则必然四指垂放在外，大拇指在内；若从真实情况来讲，两船交汇时，失去四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译准笑话》的作者在创作第115则笑话时，应该仔细考虑过笑话中所描述的场景是否合乎实际情况，然后在创作中做出适当的调整。

还有，妻子告诫丈夫时，与《笑府》中简洁的嘱咐不同，第115则中妻子还解释了为何要丈夫注意的原因，即丈夫性格“藞苴”（原书中此词左边附有意注“やりはなし”，形容某人做事莽撞，不考虑后果），故事的情节展开则更加合理。

周作人曾经说过：“笑话是人民所感的表示，凡生活情形、风土习惯、性情好恶，皆自然流露，而尤为直接透彻。”（《明清笑话集》，周作人校订，中华书局，2009年）日本笑话集在从中国借来笑话题材时，以日本的风俗取代笑话中的中国风俗，从而消除了理解的障碍，使得与中国人具备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日本读者能够更易于读懂笑话。

（4）中日笑话的“和而不同”

虽然中国和日本的某些笑话具有相似的趣旨，因而很容易被视为二者之间具有影响关系的证据。但在实际上，两者之间并非必然存在着某种影响关系。比如《译准笑话》第73则和《笑府》卷一古艳部的“借牛”（笑A笑B皆收入）一则都是有关文盲的笑话。

《译准笑话》第73则：

村家儿学书，父见净书，有所指摘。儿曰，师爷法帖如是。父把而见之，儿哂曰，阿爷倒看。父曰，不唧溜，令汝视也。

《笑府》卷一古艳部“借牛”：

有走柬借牛于富翁者。富翁方对客，讳不识字，伪启缄视之。对来使曰，知道了，少停我自来也。虽不识字，却已暗合。余所识一富翁，向人索债，倒持契书。其人笑之。翁怒曰，吾持与汝看，岂自看耶。又方对客，适邻家致柬。翁展视，客知其贸贸。故问之，翁曰，请我吃酒耳。使者曰，非也，乃告借铜锣铜皷一用。翁笑曰，借铜锣铜皷，难道不请我吃酒。人更服其机敏。

因为两则笑话中“倒看”和“倒持”这种写法极为相似，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译准笑话》是受到《笑府》的启发而创作出来的。实际上，这两则笑话之间很难说必然存在着影响关系。因为类似的笑话，亦见于成书于日本镰仓时代的佛教说话集《沙石集》（1283）中。而宽政十年（1798）出版的汉文笑话集《善谑随译续编》就受其影响，其书中有这样一则笑话：

有大施主请众僧，而读诵般若。一老僧倒执卷矣。施主见而异之曰，奇哉，彼僧所执之经倒也。其比座僧惊，更倒所正执之经。老僧乃顾意气扬扬，以自为得矣。

此外，小咄本《闻上手》中亦有类似的笑话（こよみ）：

“今天真是好天气，稍微灸一下吧。”“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好日子啊。那，阿松，去隔壁把历书借过来。”仆人答应，把历书借来了。噢，给我看看。主人打开（历书）看了起来。仆人说：“老爷，这历书是倒的。”“什么？倒的？奇怪了，邻居就是倒着给你的吧？”

由以上例子可见，相同笑点并不能说明笑话之间具有影响的关系。在研究那些可以超越语言障碍，如中国与日本，甚至是世界通行的笑话时，很有必要注意这一点。

结语

如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江户时期的笑话集《译准笑话》与明代《笑府》中相对应作品的比较分析，考察《译准笑话》的作者，即江户时期的儒者编写笑话集过程中，在“用语的文言化”、“内容的本土化”、“故事的合理化”等方面做出的实践。对待当时文坛的浮靡倾向，作者持批判态度，这也是作者写作《译准笑话》的一个原因。在书最后所附跋文中，作者指出，“如《开口新语》《笑堂福聚》，并好效左氏辞令，自矜文藻，务逞伎俩。故多失乎浮靡。”比如《译准笑话》第29则与《笑堂福聚》第17则为同一题材的笑话，其原文各如下所示。《译准笑话》第29则：荡子数游北里，夜乡晨乃还。父恚不寐以俟，自启户诘责。子惶遽失措，曰自吉原回。父骂曰，亦说谎乎。《笑堂福聚》第18则：一少年为人老实能干蛊，尝以小事绐其父。虽已悔改，父意犹不解焉。自此之后，不论实与否，每事骂云，亦绐乃翁乎。一日少年从外而还，父云，何所之。少年故谓云，夜来饮妓馆，今日观戏剧，归路过囊家，输失十余缗矣。父大骂云，儿也无赖，亦复绐乃翁乎。（《漢文体笑話ほん六種》武藤祯夫编，近世风俗研究会出版，1972年）与《笑堂福聚》近百字的长文相比，《译准笑话》仅仅只用了39字就表现出了不逊于《笑堂福聚》的幽默效果，从中亦可以看出作者深厚的汉文学素养及高超的写作技巧。

《译准笑话》全书198则笑话中，内容从政治讽刺到猥谈艳笑，无所不包。各个笑话基本都可以找到出处。该笑话集的创作来源比较丰富，如中国的笑话集《笑府》《笑林广记》。就《笑府》而言，因作者身在日本，所以恐怕不容易看到明刻本《笑府》，作为其参考的应该是前面提到的两种和刻本《笑府》。另外，因为在《译准笑话》中也能看到参考《笑林广记》“赤壁赋”改编而成的笑话，所以作者也应该看过《笑林广记钞》。除上述中国笑话集以外，《译准笑话》中还有很多作品取材于日本小咄本及《译准开口新语》（1751）《笑堂福聚》（1804）等汉文笑话集。相对而言，作者自己创作的笑话比较少，这大概是因为作者创作本书的最主要的着眼点还在“译准”二字上。

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化、文政年间，一直以来局限于江户和京都地区的学问向地方扩散，亦可视为地方文化开始繁荣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学习学问即汉文的人也不断增加，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汉文写作的需要。对此，当时的儒者也在努力寻找汉文学习的有效方法。在此语境之下，本文所考察的江户时代日本儒者所作汉文笑话，就成为儒者所推荐的可资模仿的范本。值得注意的是，笑话在中国本是出于娱乐的目的，往往语言轻浮，内容低俗而为士大夫及文人学者所鄙夷。但在江户时代的日本，汉文笑话则经过儒者的重重改造包装，如前文所指出的“用语的文言化”、“内容的本土化”、“故事的合理化”等等，以其简短易学而又风趣幽默的特点，成为汉文学习者学习汉文的一种重要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