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于元末明初问世时，三国的故事在民间已经流传了近千年并已经传入了日本。在大约14世纪后期完成的军记物语《太平记》里已经可以见到许多三国的故事，其中卷二十的插话讲述孔明出山与孔明之死，诸如“三顾草庵”、“死诸葛走生仲达”之类的重要元素都已具备，可见这个插话的故事已经相当完整。
不过，作为小说的《三国演义》具体何时传入日本至今也没有确切可靠的说法， 虽然近世即江户时代以后传入日本的看法成为主流。日本史籍中最早的《三国演义》的记载当属《罗山先生诗集》附录卷一庆长九年（1604）既读书目录四四零部，其中即写有《通俗演义三国志》。
△林罗山
“罗山先生”指的是江户初期德川幕府的御用儒学者林罗山（1583-1657）。此公先后服侍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对德川幕府早期成立时的各种相关制度、礼仪、规章和政策法令的制定贡献很大，但他做过最有名的一件事大概是在著名的“方广寺钟铭事件”里，与金地院崇传一道，把“国家安康”解释成诅咒（德川）家康身首异处，通过文字狱的手段找到了消灭丰臣秀赖的借口。
△引发文字狱的方广寺钟铭
由于德川幕府推行“文治”，希望借助儒学加强思想统治，因此非常重视通过海上贸易，从中国购得汉籍。考虑到林罗山的身份，他能够阅读到从中国输入的包括《三国演义》在内的大量书籍，并将其记录下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过，当时能读懂汉文《三国演义》的毕竟只局限于少数知识阶层。比如当时有专门从事翻译的“唐通事”，据说《三国演义》就是他们用来学习汉文的课本，再比如寺院的僧侣，也有使用汉文的传统。通过他们转述、翻译，以及在他们作品中的引用和借鉴，有更多普通日本人开始接触、了解这部古典名著，并被其中的人物和故事深深吸引，开启了日本经久不衰的“三国热”序幕。
《三国演义》真正登上日本文学舞台，应该始于元禄二年（公元1689年），湖南文山根据罗贯中《三国演义》、经过三年时间翻译而成的《通俗三国志》的问世。译者为京都天龙寺的僧人义彻和月堂两兄弟，“湖南文山”实为译者的笔名，先是义彻开始着手翻译，其死后，他的弟弟月堂继续完成了《三国演义》的翻译。
虽然是“翻译”，但湖南文山的译本并不是对原文的直译，除了形式章节的改变，对内容也有较大的删增，例如将120回的原著内容合并为50回，所以它实际上是编译本。但这毕竟是《三国演义》在日本的第一个译本，即《三国演义》日文初译本的诞生。至于为何将原著120回的回目缩减为50回，这也并不是译者随意而为，实际上是从说书到读本的一个巨大转变。原著在每卷末尾都有“且听下回分解”的字样，这是说书时的常见方法，为了提起听众的兴趣，吊足大家的胃口，能够下次还兴致盎然地来听书。湖南文山剔除了这种形式，且以故事的完结为各章节的结束，目的是为了使故事更具有完整性，更贴近小说的形式，符合江户时期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内容的完整性作为分卷、分章的标准，成为湖南文山译介《三国演义》的准则，最终呈现给读者的就是50卷本的《通俗三国志》。这里的“通俗”当时专指翻译汉籍之事，而让“俗”也可以“通”，即让一般不懂汉文的老百姓也能读懂之意。
△绘本《通俗三国志》
这部日译本《三国演义》的和刻印刷作业过程仅仅花了3年时间，比起另外两部明代古典小说可谓神速：《通俗西游记》和《通俗忠义水浒传》的日本和刻印刷作业从开始到完成，各自花了70年和34年的时间。
《三国演义》如此受到欢迎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伴随着武士阶级的崛起，诸如《太平记》这样的军事战争文学原本就是日本民族文学中一个富有特色的体系。而军事斗争恰恰是《三国演义》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正迎合了日本读者的口味。而它描写三国时代曹、刘、孙争雄征战的区域，几倍于全日本的国土；豪俊并起，猛士如云，也令日本的军记物语望尘莫及。至于书中展现的给日本人以“奇想天来”之感的权谋术数，在日本是不曾有过的，而描写的方法又多夸张之笔，其战况之“壮快雄大”，读者不能不为之“血涌肉跃”，拍案三叹。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比较意外。较之其他三部古典名著（特别是《水浒传》与《红楼梦》），《三国演义》的语言比较保守，早期白话成分较少，而传统的文言被大量使用，甚至有些段落直接引自陈寿的《三国志》。在明清小说传入日本以前，日本的汉学者学习和阅读的是《史记》、《汉书》、《文章轨范》一类的文言作品，对于宋明时代的白话书籍已觉难懂，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是《三国演义》阅读起来比较容易。
《通俗三国志》的出现，对江户文学的影响深远。后来有评论家称它是“辉煌的元禄文学高峰的一角”，“江户文学中没有能与《通俗三国志》比肩的作品，至少小说中一个也没有”。其影响所及，不但为了能够满足不懂汉文，甚至也不懂日文的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的阅读欲望，而出现了绘卷本的《三国演义》（以图画为中心，配以简单文字的一种读本），连江户时期的杰作《南总里见八犬传》的创作也深深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
这部作品以日本战国时代的“嘉吉之乱”为引子，以武士义实从结城逃至安房、平定安房的历史为背景展开，以八位名字中带有“犬”字的义士为中心人物，描写了他们出世、邂逅和聚会团圆、集结在里见家族并辅佐里见家族建功立业的故事。作者曲亭马琴借鉴了许多《三国演义》中的素材，特别是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上参考了许多三国中的内容，譬如《南总里见八犬传》中的犬饲现八就是《三国演义》中张飞的翻版。在两部作品中，主人公都是单枪匹马立于桥头吓退了追击的大军，用大嗓门向追兵喊话叫阵，都将敌阵一人吓得跌下马来。在计退敌军后又都连忙命令士兵断桥用以拖延追兵，而且两部作品中的两座桥的名字（长坂桥/长阪桥）都几乎是一样的。甚至《南总里见八犬传》的章回标题也有16回直接演绎自《三国演义》，其中第一百七十五回“南弥六显灵佑子礼仪失时却有为”就是对应《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玉泉山关公显圣洛阳城曹操感神”，这里的南弥六显灵和关公显圣在内容情节上基本是对应的。而江户时代的著名“歌舞伎”和“净琉璃”的作家近松门左卫门（1653年-1725年，《国姓爷合战》的作者）也有改编自《三国演义》的作品，《本朝三国志》。
△《南总里见八犬传》
在《三国演义》于日本的传播或者说“本土化”的过程中，吉川英治的现代小说《三国志》标志着日本版的《三国演义》最终问世。 吉川英治（1892-1962年）34岁时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鸣门秘帖》，一举成名，评论家、小说家木村毅（1894-1979年）甚至认为他“超过法国的大仲马”。吉川英治的主要著作有《宫本武藏》、《私本太平记》（均已被NHK改编为“大河剧”及“水曜时代剧”）等多部巨作，作品均备受推崇。《宫本武藏》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凭借此书奠定了他“日本大众小说第一人”的地位。
△吉川英治
吉川虽然作为侵华日军的随军记者到过大陆，中国的壮丽河山给了岛国作家很强烈的冲击；但他其实不懂汉文，所以没有能力阅读《三国演义》的原著，用来创作的底本仍然是《通俗三国志》之类的译本。虽然作者自己也稍显遗憾地表示，“要体味三国志的真意就要读原著”，但这也使他的创作更加自由，如其自己所言，“我不用简译或抄译的方法，而是在执笔这个长篇的时候尝试适当的报纸连载小说的写法”，在对三国时代、三国人物、三国故事的理解和阐释上都融入了日式的思想情怀。他的《三国志》于1939年开始在《中外商业新报》等报纸上连载，直至1943年才连载完毕，历时5年之久。从连载的那天开始，就受到日本读者的追捧，因此还在连载中，单行本已开始发行。因为太受欢迎，连载完成后，出版了很多版本的单行本和文库本，至今在日本的书店里仍然有它的一席之地，可谓长盛不衰。如同《通俗三国志》让不懂汉文的江户日本人了解了《三国演义》，吉川《三国志》让现代日本人更加痴迷《三国演义》。甚至有读者以为吉川《三国志》就是忠实于罗贯中《三国演义》的，是原著的日文版。而真正的忠实译本出现的时候，读者反而不满：“号称译自原著，却和吉川《三国志》完全不同，很没意思，请一定忠实原著。”
吉川英治版本的《三国志》最大的改动，就是将小说的结束设定为到诸葛亮去世为止，这种整体结构布局的改变意义深远，显示了日本人的“孔明崇拜”。 有人认为，“日本的三国热，说到底就是孔明热。”早在《太平记》里，其他三国人物的出场都只有2-3次，唯有诸葛孔明多达22次。作为忠肝义胆的忠臣、天下奇才的军师，诸葛亮在日本人的理解中，是《三国演义》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按照已故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说法，明治初年大阪城内颇多说书场，长年演说《三国演义》等。由于故事太长，听众往往虎头蛇尾，逐渐走失。但只要门口一贴出“孔明今起登场”的纸条，听众便又骤然增加。实际上，日本对于诸葛亮的崇拜，也集中体现在了1899年土井晚翠所做自由体长诗（共6章350行）《星落秋风五丈原》之中，此语出之《三国演义》的“只因先主丁宁后，星落秋风五丈原”。土井晚翠以此为题，追述了诸葛亮的一生，尤其对其出师未捷身先死极尽咏叹，全诗以“祁山风劲肃秋酣，暗淡阵云五丈原”开头，又以“悠悠千载今犹是，赫赫英名诸葛亮”结尾，充满了悲凉的格调。
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对于后世的另一个重大影响是，此书成为横山光辉创作漫画《三国志》的底本。 这部漫画《三国志》，从1972年1月到1987年3月连载了15年之久，大受追捧，随后又被搬上荧屏，开启了日本漫画界的“三国”热潮，很多漫画又被动画化和游戏化。其中，光荣公司自从1985年推出《三国志》游戏之后，至今已先后有13个版本问世，最新的《三国志13》在2016年1月发行，距离最初的版本已经过去31个年头。或许可以断言，《三国演义》在日本的热潮，仍将持续下去吧。
△《三国志13》游戏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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