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北京街景（资料图）

大正时期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曾两度到中国游历，写了不少以中国为题材的名作，其中小说《鹤唳》中有这样的对话：

主人公靖之助的妻子不理解为何丈夫如此痴迷中国，乐不思蜀，问：“支那是好地方吗？”丈夫答道：“好地方啊，那是像图画一样美的国度啊。”

在日本，从江户时代直到二战结束，习惯上用“支那”指代中国，源自印度佛经日译本里对“秦”（chin）的讹音。不过，在大正时代作家口中的“支那”并不含贬义色彩，鲁迅的文章里也曾多次使用。谷崎这篇小说写于1921年，上文所引的这段对话反映了大正时期的一大社会时尚，那就是持续十数年的中国旅游热，而这一风潮首先兴起于日本文艺界。

中国成为大正日本人怀旧的乌托邦

中国旅游热是大正时期日本文化流行的“支那趣味”的重要一环。在大正时代诸多流行语中，“支那趣味”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所谓“支那趣味”，就是对中国风物的憧憬，或者说对中国充满异国情调的想象和向往。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朝着“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目标高歌猛进。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日本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城市雨后春笋般接连出现。到1920年时，全国已经有超过八十个城市，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两成，农村人口向城市中心汇集，传统农村社会的牧歌风情不断丧失。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来的，还有生活方式的变迁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精神家园的丧失。快速的经济发展造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失衡：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人与自然的冲突感，商业社会人的异化和主体性丧失的迷失感在大正时代的日本开始凸显。文艺界的精英敏锐地感知到这一点，现实不如意就选择怀旧，大洋彼岸的中国成了大正日本人抒发精神乡愁的乌托邦。

大正时代的文艺精英，大多生于明治维新以后。虽然彼时日本已经不再把中国视为学习的对象，转向以西洋为师。但儒家经典乃至汉诗汉文作为一项重要的“教养”仍被社会所重，也是知识阶层自幼必须学习的一项功课。如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中岛敦等大正文人，他们从小就接受汉诗文的熏陶。古典汉籍中深奥精微的文辞，宏大壮美的意象和浪漫高蹈的表达，在他们记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对日本人而言，中国印象不过是他们在诵读那些似懂非懂的诗文篇章时，一边在内心构筑起来的意象。然而正是这种“幻觉”强烈吸引着诸多文艺青年把寻觅精神故乡的眼光投向了中国，他们要到中国这苍茫广袤的大地上来寻找他们心中充满牧歌风情的浪漫与传奇。

大正日本人旅行到中国，一个基本条件得益于日益发达的海内外交通。

海陆交通的发达，使中国之旅成为可能

隋唐以来，中国是日本学习、模仿的对象，对于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日本人心存敬仰和憧憬。江户时代中期的学者荻生徂徕把中国视为“圣人之国”，他从江户城日本桥迁居到品川，高兴地手舞足蹈，因为这样一来距离心目中的圣人国度又近了四十公里。

在近代以前，受交通所限，对多数日本人来说，中国是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秘所在。到了大正时代，日本人对到中国旅行表现出空前的兴趣，比任何时期都更有热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海、陆交通日益发达，前往中国不再是梦想了。

大正时代，日本为了推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大陆政策，大力开发往来中国的海、陆交通线，使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物流、人流往来更加便捷。经过处心积虑的经营，朝鲜半岛成了日本通往东亚大陆的津梁。

1894年，日本在甲午海战中打败大清北洋水师，从此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1910年吞并朝鲜后不久，日本将铁路修到中国东北的奉天（今沈阳），获得了通往欧亚大陆的跳板。在中国，日本政府支配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在东北地区大规模进行铁路建设，从沈阳可以直达北京。通过铁路交通，人们可以前往中国内陆所有铁道所达之处。海路和内陆水运方面，从九州门司港到上海，下关到大连等海上航线的开通，使日本往来中国的行程大为缩短。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通过签订《马关条约》获得了深入中国内陆经商的权利，日本船运公司介入到长江、湘江流域的水运经营中，经过近二十年的苦心经营，日本船运航线也已经深入到内陆腹地。这都为日本人深入中国内陆旅行提供了便利。

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旅游行业看到了商机，推出多种前往中国旅行的特色线路。创业于1905年的日本旅行社于1918年开始促销“日、支周游券”、“日、满联络券”、“日、朝、满巡游券”，日本国民只要申请护照交足旅费，都可以通过旅行代理机构到中国大陆旅游。首先踊跃响应的就是大正文坛的名作家，从这年起谷崎润一郎、萩原朔太郎、木下杢太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还有竹内栖凤等新潮作家、诗人和画家先后踏上前往中国的旅途，寻找创作的题材和灵感，并形成一股潮流。“支那”终于从文本幻想中现出真容，进入他们的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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