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绝对不会有中国人一样“名垂青史”的想法。日本人当然也重视名誉，但重要的不是留名于史，而是那一瞬间的名节，至于百年之后的名誉，任谁也无能无力。这又涉及日本人的生死观和自然观，也是中国人最难以理解的部分。

最能如实反映这一问题的，是中日间产生政治对立时双方的应对之态。日本人的想法基本是临场型的。日本人多不想让事态恶化，多半都抱着“差不多得了”的态度，以冀息事宁人。然而，中国人看到日本人这种暧昧不明的态度总会心生怀疑：是不是因为打着什么坏主意，才故意显出这种不清不楚的态度。

日本人容易被误解的另一个原因，是转变得太快。精通中国文化的评论家竹内好说过，日本文化是“转向型文化”。对于这种转向，往往本人没有罪恶感，周围人也不会予以责难。

对于这其中的理由，竹内好是这样阐述的：

“在日本文化中，新的东西一定会陈旧，而没有旧的东西之再生。日本文化在结构上不具有生产性，即可以由生走向死，却不会由死走向再生。”

“日本的近代就是从转向开始的……转向与日本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转向是在没有抵抗的地方发生的现象，即它产生于（日本人）自我欲求的缺失。”

确如竹内好所言，仅以近代史为例，日本就有过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明治维新，一次是战败。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社会主唱“攘夷论”。然而，开国主张的势力一旦赢得胜利，社会全体似乎瞬间遗忘了之前还在高歌的“攘夷论”，向着西欧化道路全速迈进。

另一次转向，是战后被美军占领。二战中的日本，无论是在南太平洋上的小岛还是在冲绳，与美军对战的部队大多拼尽最后的一兵一卒，选择全军覆灭，甚至像特攻那样疯狂的举动也在所不辞。为此，麦克阿瑟当初是抱着可能面临大量牺牲的觉悟登陆日本的。

2014年10月，驻日美军士兵来到日本三泽空军基地,向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传授轻武器射击和近身格斗技巧。

然而，谈何抵抗，日本人面对美国占领军的态度几乎可用“欢迎”一词来形容。美军士兵甚至无需配带一枪一弹，放心大胆地在日本街头自由行走。纵观世界，这毫无抵抗、兵不血刃的占领，怕是史无前例的。占领期间，驻日美军的牺牲数几近为零。这也算得上历史上的一大谜题了。

对于日本的这一状况，美国国内曾有意见认为：“日本是一个会偷袭珍珠港的民族，绝不能大意。”但切身感受到日本国内氛围的麦克阿瑟并未理会这一“忠告”：“我不相信八千万日本人全都在演戏。”

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人的如此行为大概称得上节操尽碎了，但对日本人而言绝非如此。对于日本人来说，身处旧世界就遵循旧世界的规矩，来到新世界便忠于新世界的法则，一码归一码。

日本人的世界观中，局面是如幻灯片一样一帧连着一帧不断变化的。这就好比是日本人习以为常的“换乘式”想法。但这种“换乘”往往显得很没节操。老实说，我也经常对日本社会中的这种变节之快感到愤懑。公司里，昨天还坚持某一立场的人，第二天就换了立场，还能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

关于这一点，欧美人秉承的一元论世界观，在亚洲这样的多元化社会里并不通用，因此他们的确很难理解。但更进一步来看，同属亚洲的中国人虽然与日本人一样生活在多元宗教观的社会中，却同样也无法理解日本人幻灯片一样的生存方式。

因为，中国的多元化社会中所蕴藏的法则，并不是日本的“换乘式”，而是“区分式”。儒教、老庄、法家、墨家……中国自古就有相悖的思想主张相互攻击，相互依存的历史，也因此中国社会常常爆发各种斗争。

实际研究中国文化便可发现，大凡作为艺术家功成名就的，往往是官途惨淡或消极出世的才子，陶渊明如是，苏东坡如是，李杜二人亦如是。

中国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本身就存在着两面性。我的一位旧识曾说：“中国人在外面，一举一动严格遵循儒家规范，可一旦关起门来，则高枕而卧秒变老庄。”未尝不是这个道理。

说起来，整个社会所鼓励的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中国文化里，一个理想的人，既要拥有高中科举的文才，又得具备儒家清高的品格，还需懂得琴棋诗书画的风雅趣味。这与有很长一段时间由武士统领各领域的日本大不相同。

日本武士。

日本人从小被教导的是专注于一件事。德川幕府倒台前，掌握权力，左右政治的，基本是武士阶层。他们并不像中国人一样有那么多的教养要求。策马弯弓，驰骋沙场才是武士的本职，日记读书等文化习惯，基本是到了江户时代才生根发芽的。

中国人的“区分式”生活方式在日本人看来显得颇为灵活，很有随机应变的智慧。然而事实却是，中国人并不能很快地适应时代的变化。近代化的过程中，日本接受西方文化花了将近十年，而中国却耗费了百年之久。中国人总是在反复权衡中仔细打量利弊，结果反而苦于难以作出抉择。

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战后回到日本，写下一篇题为《两边倒》的随笔。“两边倒”是内山自造的词，仿自毛泽东的“向苏联一边倒”。按照内山的说法，中国人本质上是遵循“两边倒”的。中国人听任何话常会觉得“弦外有音”、“话里有话”，做事前常权衡再三。这与中国人看待人事的观念是相联系的，中国人认为，真实的背后还有其他的“真相”，不利的事情随处可以遇见。究其原因，还是不相信人，对危险很警觉。但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是对复杂人性的一种宽容，以及对待自身行为的一种谨慎的态度。

与之相对，日本人则更容易“一边倒”。一旦有什么好事，就很容易眼里只盯着这一样。常有意见认为日本人优柔寡断、反应迟钝。恕我不能苟同。日本人恰恰是做决定过于迅速。被周围的环境氛围左右，一瞬间就做了决定，事后则往往万般悔恨。

第一个指出日本人具有“耻意识”，却没有“罪意识”的是文化人类学女性研究者露丝•本尼迪克特。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奉美军之命，对日本人的心理进行了分析，编著了《菊与刀》一书。集其分析研究日本人心理之大成的这部著作，至今仍被广泛阅读。书的内容主要是对日本人精神构造进行深入分析，指出日本相对于罪感更注重耻感。这一论断又被称为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那么对中国人而言，罪感文化和耻感文化哪种更强烈呢？我以为，两者兼半。

孔子将耻视为人内在的道德意识，认为做人要有羞耻之心。在孔子之后，孟子明确地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可理解为羞耻心即是施行义的出发点，一旦做了坏事，羞耻之心会来主持正义，捍卫道德。中国人有一个重要观念：“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由此可见耻感文化在中国人心中有多么重要。蒋介石也曾将“礼义廉耻”作为国民政府的宗旨，日记中常常提起要对日本“雪耻”，以一雪前耻作为人生的目标。

内在的道德即是耻感的根源，这种感觉下，中国人的罪感与耻感实际上是融为一体的。

而日本人却缺乏这种内在的罪恶感。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大概就是“添麻烦”这个词了。

在日本，引发问题的人在记者会上，基本上都会说的一句就是：“给大家添麻烦了，实在抱歉。”因为社会普遍觉得，不说这一句的人就不是在反省。而大多情况下，这句“添麻烦”所指向的，实际上是不特定的多数人。这里当然也包括对实际受害人的歉意，但更主要的还是对于“社会整体”的致歉。我并非精通全世界的道歉文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哪个国家，或以何种方式道歉，其对象都包含具体受害人和社会整体两个方面。但在日本，不管三七二十一，总之先向全社会道个歉就好，此点给人的印象更为强烈。

因此，日本的道歉，常常让人看不清到底是对谁道歉，对什么问题道歉，这也就成为招致误解的一大原因。

中国对于“罪”有着强烈的伦理观念。未能名垂青史或是没能给家族子孙留下财产，既是耻辱，也是罪过。翻看儒家经典《尚书》，关于罪的文字远比关于耻的文字更多。但这里的“罪”指的是违反“天命”之罪，而能定罪的“天”，与其说是人格化的神，倒不如说是每个单独个人内心的“天”，它拥有绝对的判断基准。

与之相比，世上怕是没有比日本人更缺乏罪恶感的民族了。围绕对历史问题的道歉所产生的一系列分歧，在我看来，确是与之相关的。日本人的确在反省，也明白绝不能重蹈覆辙。但毕竟没有外界期待的深刻罪恶感，因此，在中国看来，日本根本没有严肃地反思。因为没有“神”或“天”的概念，所以看起来总是有些不够重视，相对而言也确实不够重视。但这不是日本人看轻历史问题，而是日本人内在的“罪恶感”，从本质上而言就不够深厚。

如上所述，中日间误解的种子实在太多。何况，相比花了一千五百年潜心观察研究中国的日本人，中国人对日本的观察不过短短百年，误解之多也是必然。在此，我希望中国人能有一个心理准备，理解日本的道路（当然是在愿意去理解的前提下）远比想象的更漫长。我心中默默期待，未来，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误解能有所减少，对日本人的恼怒能少于如今。

本文由澎湃新闻经授权节选自《被误解的日本人》一书（野岛刚著，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3月出版）。【作者简介】

野岛刚 NOJIMA TSUYOSHI

1968年生，作家，资深媒体人。曾任朝日新闻台北特派员，朝日中文网主编等职，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战地前线采访。在日本，中国大陆，台湾的媒体开有专栏。著有《两个故宫的离合》、《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及《最后的帝国军人——蒋介石和白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