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日本银行行长 白川方明

20年前，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目前又面临着比其他国家都要快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日本更适合向全世界提供一种新增长模式。白川方明提出，日本必须认识到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为了保持日本未来几代人生活水平不降低，日本必须增强经济适应上述重大挑战的能力和潜在增长率。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可以解决通货紧缩问题。为了提高潜在增长率，企业必须迎接挑战，也要创造环境鼓励企业这样做。日本银行将继续从实现可持续增长和价格稳定的角度，通过货币渠道来作出自己的贡献。

对日本来说，2011年最重要的事件无疑是3月11日的东北大地震。这一灾难事件使日本经济突然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生产设施遭到破坏，供应链被损毁，电力供应出现短缺。经过公司管理层和员工的努力，在夏天就解决了这些供给方面的问题，比预期得要快。但是，就在日本经济逐渐消除地震造成的影响和出现好转时，欧洲债务危机引发了新问题——海外经济增长下降和日元的升值。结果是，在经过一个快速反弹之后，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步放缓，目前甚至出现了停滞。

根据最新发布的《日本企业短期经济调查》，大型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条件出现了恶化，但大型非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条件有所改善。就中小企业而言，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的经营条件都有所改善。尽管总体经营条件有所改善，但改善的速度一直非常缓慢。目前有两种相反的力量同时在发挥作用：一方面，由于海外经济增长停滞和日元升值，出口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国内需求和私人消费保持稳定，而且地震后的重建需求逐步显现。日本银行判断，目前由于前一种力量占主导地位，所以日本经济增长基本持平。一段时间后，我们判断经济会逐步恢复到稳步增长的轨道，因为海外经济增长会加快，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尽管如此，我们非常清楚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当然最突出的风险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过去15年的日本经济

为了分析今后日本经济的中长期变化，我先对比1995年与目前的情况。选择1995年作为对比的基础，是因为当年日本经历了神户大地震和日元升值，当时日元汇率超过了80日元/1美元的高点，与目前情况有类似之处。

过去15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全球化进程加快、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日本对变化的反应迟缓。

第一，全球化进程加快。

过去15年，商品、资本和人员的国际化进一步发展。

就商品而言，剔除价格因素后，全球商品贸易量的指数从1995年的100增加到2011年的253。这意味着全球贸易量以每年6%的速度持续增长，远远高于同期3.7%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这种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冷战的结束和全球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这增加了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和技术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大量劳动力结合的机会。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度、巴西在这一过程中增长迅速。就资本而言，1998年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是1.5万亿美元，2010年增加到4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世界日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倍。

就人员而言，出国旅行人员从1995年的5.3亿增加到2010年9.4亿。第一代移民人数从1995年的1.7亿增加到2010年2.1亿。

第二，人口快速老龄化。

日本人口持续快速老龄化。工作年龄（15~64岁）人口在1995年达到峰值后一直在下降。工作年龄人口2010年比15年前的1995年减少了7%，每年减少约0.5%。同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95年15%上升到2010年的25%。

人口快速老龄化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各种深远影响。首先是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工作年龄人口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核心作用。工作年龄人口的下降减少了劳动力供给，造成经济增长率下降。其次是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如果很难通过劳动收入来增加税收时，财政赤字扩大的压力就会增加，因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社会保障支出会增加。第三个影响是消费需求和服务的多样化。由于老年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出现了许多特定需求，不仅有医疗和看护需求，还有退休后各种爱好和持续学习的需求。换句话说，持续老龄化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市场扩张。

第三，日本对变化的反应迟缓。

由于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过去15年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一个国家来说，变化在任何时候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而且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适应变化的能力会极大地影响经济增长。对这些变化，日本政府和企业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反应。但不幸的是，经济增长率一直在下滑，价格持续下跌。另外，政府债务在此期间大幅增加。面对这些事实，我们不能否认日本经济体系没有对上述环境变化作出平稳和充分的反应。

增长率下降的一个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泡沫破灭的影响。泡沫的影响是巨大的。在雷曼公司破产前，美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当局持有一种乐观看法，即在泡沫破灭后通过实施有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避免因泡沫破灭而造成的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目前这种乐观看法已经不再流行。在解决泡沫期间积累的过度产能和债务问题之前，经济增长会持续低迷。但资产负债表调整至少在2003~2004年并不是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日本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对环境巨变（即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反应迟缓。在1995年，日本极力寻找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增长路径。我记得，当时许多人并不像后来那样理解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经济的巨大影响。换句话说，反应迟缓主要是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本身的严重性，而不是了解了问题和实施对策的困难。我相信，在今后15年里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例如，日本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将如何改变日本未来经济增长的方式和财政状况？日本经济是否可以保持其长期以来的经常账户顺差？

重视日本经济增长的问题

就目前的日本经济而言，需要研究四个主要问题——日本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局面不改变会产生严重后果，需要努力和创造新增加值，消除对国内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创造促进增长的金融环境。

第一，局面不改变会产生严重后果。

由于预测未来人口变化比较容易，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影响日本增长的基础因素将会发生巨大变化。日本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4.3%下降到90年代的1.5%，而2000~2010年则不到1%。

经济增长率包括两个部分：劳动人数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可以通过预测这两部分来估计未来增长率。2000~2010年，劳动人数的增长率开始下降，每年平均下降0.3%。基于人口变化趋势的长期预测和假设目前的劳动力性别及年龄组参与率不变，2011~2020年，劳动人数减少的速度为0.6%；2021~2030年，减少0.7%；2031~2040年，减少1.3%。这种人口减少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就劳动生产率而言，过去20年里的平均增长率是1%。除去20世纪90年代经济受泡沫破灭的影响较大外，我们选择一个条件较好的时期来看，从2000年到2008年，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1.5%。我们可以假设日本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保持在1%~1.5%。根据这一假设和劳动人数的减少，2011~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0.5%~1%，2031~2040年将下降到零水平。中长期经济增长率会对财政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教训——财政信用会以一种不连续的方式发生变化。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一问题，以强有力的方式增强经济增长潜力。第二，需要努力和创造新增加值。

如何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前面提到劳动人数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共同构成经济增长率。就劳动人数而言，除非人口构成趋势发生改变，否则很难期望劳动人数的显著增加。但仍然有可能放慢劳动人数减少的步伐，如使老年人和妇女加入到劳动力队伍中去。就劳动生产率变量而言，提高劳动生产率意味着提高每个工人的新增加值。因此，关键是不断地发现潜在需求和提供更多人们愿意购买的商品及服务。

具体讲，需要考虑三个重要方面：

一是更好地利用全球化的重大发展趋势非常重要。毋庸置言，大力开发海外需求非常重要，尤其是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开放市场和社会。随着更多商品、人员和资本的流入及流出，会有更多机会形成新想法和机会。

二是努力开发国内新需求同样非常重要。不仅老年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其他年龄段的人也是如此。企业需要通过寻找这类潜在需求来开拓国内市场，也需要放松管制措施，为企业应对这些挑战创造条件。

三是为了有效实施开发海外市场和国内需求的双重战略，必须将劳动力和资本平稳地转移到潜在增长率高的企业。这意味着更有效地利用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并在宏观经济方面增强淘汰机制。为了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和不引起社会动荡，必须强化再就业和新创业支持计划，方便开设新企业和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最重要的是，必须在日本社会形成一种价值观，包括认可需要改善经济淘汰机制和支持人们应对新挑战。第三，国内产业空心化？

现阶段，扩大海外生产并非独特的现象，而是在过去20年里的一种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都是通过扩大出口来增加市场份额。自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企业一直在增加海外生产，部分是为了应对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此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为了优化国内外的生产配置，日本企业一直在根据需求结构和成本结构的变化来调整其全球市场网络。正是这种企业管理决策，扩大海外生产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而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现在。

生产设施转移到海外减少了国内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我们需要在整体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方法是提高与国内需求相关产业（如服务业可以提供比其他产业更多的就业机会）的增长率，或更好地利用闲置劳动力资源。在制造业内部，由于国内外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异，因此必须促进劳动分工，生产和组装厂大量转移到海外，国内人员转向利润更多的业务和尖端技术及业务创意等。

当然，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海外生产扩展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例如，这种转移可能会因某些原因而突然加速，包括日元升值，升值速度超过海外需求的增长趋势。另一个风险是核心企业放弃在国内的生产线。

日元升值当然要求出口企业必须进行有效调整。同时，日元升值也会产生一些好处。例如，升值降低了进口成本。也有很多日本企业利用日元升值来进行战略调整和在全球发展业务，例如日本企业在海外并购数量在增长。目前，每年的海外直接投资收益总额是3.4万亿日元，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7%。虽然收益总额比过去有所增加，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海外投资和收益率仍然有限。在日本，人们似乎更关注日元升值的负面影响而不是正面影响，因为与国内需求相关的企业是日元升值的受益者，但未能制订成功的业务发展计划来利用这些好处。换句话说，为了消除对国内企业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最终我们必须努力增强日本的中长期增长潜力。

第四，创造促进增长的金融环境。

只有努力工作和创造新增加值才能提高增长潜力。有人认为，要先治理通货紧缩，而且通过增加货币可以很容易地消除通货紧缩。但是，通货膨胀上升而实际增长率没有提高，不会改善生活水平和财政收入状况。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实际增长率？过去的经验表明，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后价格水平会出现上涨。就像人体的生理现象，价格像体温，而增长潜力是基础体质。提高体温而不改善基础体质是不行的。即使短期内成功做到这一点，也会造成负面影响。实际上，在日本，在潜在增长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一些著名美国学者过去曾提出“通过大幅度增加货币的方式可以轻易解决日本的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紧缩问题”。但在经历了雷曼公司冲击后的经济复苏困难，他们明显修正了对此问题的看法，甚至对过去批判日本的做法表示了道歉。

无论用什么指标衡量，日本的金融条件都是非常宽松的。与美国和欧洲相比，日本的名义利率和企业的实际融资利率（如公司债券的实际利率）都更低。有些人认为“日本银行没有提供足够的货币是通货紧缩和日元升值的原因”，并用基础货币的数据来证明这一点。正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所说，我也不认为基础货币是反映货币宽松与否的恰当指标。尽管如此，与美国和欧洲相比，日本基础货币占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更高。日本企业并没有因现金和存款或利率水平问题在购买固定资产外币计价资产方面受到约束。解决日本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充分利用目前极度宽松的金融条件，以提高增长潜力。

中央银行的作用和面临的挑战

目前，所有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都面临类似局面，欧洲正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问题，美国正在修复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拉吉多次指出，中央银行的措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并不否认中央银行的重要作用。相反，有许多事情只有中央银行才能做到。重要的是政府、私人部门和中央银行恰当地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中央银行的作用有哪些？

近年来，对中央银行而言，越来越重要的是，为了实现价格稳定目标，实施货币政策时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宽松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的一个渠道是，通过促使企业在利率低时做出投资决策来提前实现未来需求；另一个渠道是，如果利率导致了货币贬值，则可以增加海外需求。

当利率降低到零水平时，则很难增加当前投资的好处。另外，当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利率也接近零水平时，则增加海外需求的空间就非常有限，至少在发达经济体之间是如此。总之，货币政策的两个渠道都变得不太有效。由于新兴经济体有较高增长率和较高利率，所以如果发达经济体的货币相对于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贬值的话，则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会通过增加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来产生刺激作用。但在目前，许多新兴经济体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机制和美国正面临资产负债表修复问题。实际情况是，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没有刺激国内经济活动，而是造成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过热和国际商品价格的上涨，这又导致美国经济中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和对私人消费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环境里，中央银行会发现其货币政策造成了一些意外影响，这些影响通过货币政策对国外经济和金融市场 的作用再返回到国内。因此，中央银行必须根据其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及价格变化的判断来实施货币政策。同时，越来越重要的是，决策必须考虑全球经济不同部分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中央银行来说，保持金融稳定的任务与货币政策同样重要。从外汇交易量可以看出，巨额资本在国家之间流动，即使没有实际资本流动，衍生品交易也会在国家之间传播风险。尽管一些人认为这类金融交易存在负面影响，但由于实体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需要对冲与经济往来相关的风险（如利率风险、外汇风险和信用风险），因此简单取消金融交易不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此外，正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显示的，即使是主权国家的信誉状况也是有疑问的。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已经成为确保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就全球金融系统稳定的话题而言，虽然各国政府的强有力承诺非常重要，但中央银行也需要在这方面尽最大努力。一个例子是，2011年11月，包括日本银行在内的6家中央银行（其他5家是美联储、欧央行、英格兰银行、加拿大银行和瑞士银行）的协调行动。作为一项预防措施，这6家中央银行同意设立双边掉期协议，可以在各自国内提供非本币的流动性。另外，为了防止类似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现，中央银行正在努力修改金融监管框架和避免金融失衡的积累。

日本经验的意义

我的讲话可以概括为五点。第一，我们必须认识到日本目前面临的重大挑战（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第二，为了保持日本未来几代人生活水平不降低，我们必须增强日本经济适应上述重大挑战的能力和潜在增长率；第三，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可以解决通货紧缩问题；第四，为了提高潜在增长率，企业必须迎接挑战，也要创造环境鼓励企业这样做；第五，日本银行将继续从实现可持续增长和价格稳定的角度，通过货币渠道来作出自己的贡献。

2012年10月，日本将主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年会。这是一个重要事件，187个成员国的超过1万名代表将参加年会。日本在1964年曾主办过一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年会，当时日本还是一个新兴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和充满活力。1964年，日本经历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增强了人民的信心——4月28日，成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9月7~11日，主办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年会；10月1日，开始建设第一条高速铁路——东海道新干线（Tokaido Shinkansen）；10月10日，举办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日本将再次成为全球领袖讨论各种问题的场所，而这次日本已经是发达经济体。20年前，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目前又面临着比其他国家都要快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讲，日本更适合向全世界提供一种新增长模式。

（本文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康以同摘译自白川方明行长2011年12月22日在日本东京日本企业联合会理事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