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在美国金融市场链条中，以房利美、房地美为代表的住房抵押担保机构，以贝尔斯登、雷曼兄弟为代表的投资银行机构，和作为市场主要买方与金融产品承保者的美国国际集团均已出现金融风险。在悲观笼罩的市场环境下，多数欧美主要金融机构受制于资产流动性困难，无力承接这些问题机构的债务关系，给中国、日本等基本未受到危机影响国家的金融机构带来了并购机遇。

　　随着中国外贸顺差、外汇储备的不断增长和金融机构经营景气的提升，国内有些金融机构也逐渐有实力进行海外并购活动，有关活动逐步进入活跃期。此时，如果能够善用金融资源、抓住市场机会，本次全球性金融市场动荡就可能为中国金融机构提升层次、扩大影响力提供良好机会。

　　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机构的并购行为最基本的动机一直是寻求加速拓展发展的空间。尽管并购会带来不确定性，但仍是部分处于高增长期的金融机构的主要选项。以1980年代为分界线看，之前，由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大环境影响，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范围内多采用横向一体化为特征的横向并购，侧重于增强主业的实力；之后，随着金融自由化和综合经营趋势的深化，更多资本规模更巨大的金融机构并购发生在上下游之间和不同的金融细分行业之间，具有典型的纵向一体化并购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有别于国内略带稚气的“市场化”认识，国际金融领域发生的大规模并购从来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尽管具有市场化的形式，但由于行业壁垒、业务准入、资格认定等方面的原因与政治密切相关，国际间发生的金融机构海外并购往往是具有深刻时代背景的转折点，西方各经济大国间曾多次发生的金融机构大规模并购潮都在本质上造成了后来经济力量版图调整的机会。如1980年代以来，欧洲和日本金融机构的实力跃升，一直试图并购美国主流金融机构。但直到2000年，瑞士信贷（CS）才利用网络股破灭的机会，出资115亿美元收购了当时管理资产达1200亿美元的美国著名投行唐纳森·勒夫金·詹雷特公司。事实证明，如果一国金融机构成为外国金融机构并购的目标，往往表明其金融实力和经济实力也受到削弱而下降。

　　因此，笔者相信，由经济而政治，至少表明了国际间大规模金融机构并购活动出现在世界性经济金融周期的低谷段并非偶然——在市场的低迷期入局，不仅有利于充分降低成本、巩固主业优势，还可以因为附加若干平时难以达成的条款而充分降低投资风险。相对而言，在投资对象所在国金融市场震荡剧烈时，有关的壁垒也会相应降低，舆论环境也会相对友好。

　　这方面，日本应可算是中国日后进行海外金融机构并购的行为表率。近期日本的金融机构做了两笔至少目前看来划算的买卖。日本野村证券公司利用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的有利时机，以约2.25亿美元代价收购了雷曼兄弟在日本、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地的业务，包括债券、股票和投资银行部门。而日本最大的商业银行三菱UFJ金融集团则参与了刚被批准转为银行控股集团的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的增资活动，UFJ方面以84亿美元的价格获得摩根约20%股权。从效果看，野村借此从日本国内的最大券商升级为亚太地区最大的投资银行；原主业为商业银行的三菱UFJ成为了转型后的摩根士丹利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必须提及的是，野村证券在上世纪80年代的海外金融机构并购浪潮中也曾经呛过水、吃过亏。在日本经济的高涨期，野村参与收购的一间著名咨询机构由于并购后人员流失严重，被当时的市场认定为收购完全失败。如今，面壁十年之后，日本金融机构显然并未气馁，已经开始果断出手，显现出重返世界金融舞台的十足勇气。

　　这应当构成对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借鉴，想来国内多数人会念念不忘此前的若干海外投资案例短期效果不佳的事实。但倘以投资理念论，似不应过分纠缠于过往的教训总结，审时度势是必要的，但谨小慎微绝不可取。常言确实道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头脑，但机会绝不会垂青光会准备的人。

　　15年前，日本的野村证券曾通过“野村·中国证券实务讲座”为中国金融证券市场培训过第一批“正规军”，现在，或许到了我们再次以日为师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