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东京地铁里的“浮浪人”

　　东京地铁里，过往人群行色匆匆，整洁的走廊上歪歪扭扭地立着个纸箱，这是一个流浪者的家；在大阪拥挤的公车中，有一个空位却无人问津，因为这个座位旁边蜷缩着的乘客臭不可闻，他也是个流浪者；在京都秀丽的园林中，一个蓬头垢面的老者旁若无人地随地小便，他同样是个流浪者。在素以干净的环境、严谨的秩序而著称的日本，这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特殊群体被称为“浮浪人”。

　　为家人生活走上街头

　　“浮浪人”很少乞讨，因为日本人没有布施的习惯。大部分“浮浪人”靠捡破烂为生，有的也依赖慈善机构的帮助度日。入夜，他们或睡在自己搭建的窝棚里，或干脆在街头“天为被、地为床”。虽然日本的冬天不算太冷，但只靠纸板抵挡寒风还是行不通，每年都会有不少“浮浪人”被冻死。

　　“浮浪人”最早产生于封建豪族的逃奴，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失业者逐渐成了主体，这也造成了“浮浪人”区别于其他国家流浪者的一大特点。很多“浮浪人”曾有过体面的生活、温暖的家庭，不少人还曾是老板，但他们最终还是流落街头，这种情况占到总人数的1/3。在大阪市将近7000名“浮浪人”中，有2000多人都属于“老板浮浪人”，裕次郎就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运转，裕次郎当时是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手下有五六百员工，可谓春风得意。裕次郎把家安在大阪西区，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过得挺快乐。谁知进入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轰然崩塌，许多人一夜之间就变得一无所有，很多人因为无法还清银行的贷款而破产。

　　由于日本实施的是“罪及妻孥”的债务处罚方法，如果一个人欠债，他的家人也要承担罪责，配偶的财产会被强行剥夺，用于还债，工资只能保留政府规定的最低限额，未成年子女也不能享受最低生活费以外的娱乐，不经批准不能外出旅游。如此严苛的法律导致一些恩爱夫妻一发现即将破产，就立即做出离婚的决定。为了能保住妻儿和孩子的好生活，裕次郎最后能做的贡献就是离婚，流落街头，当“浮浪人”。

　　在家门外徘徊

　　离了婚的破产男人是不能再回过去的家的，否则全家都可能被警方以诈骗罪起诉。90年代中期，“浮浪人”骤增50％，其实他们不是无家可归，而是有家难回。裕次郎在刚破产时曾接受过采访，虽然身负重债，但他穿着一件破旧而干净的西服，表情坚定、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用“日本人的顽强精神”重新开始。然而几年后，再上电视的裕次郎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舍不下老婆孩子的裕次郎在某个夜里悄悄溜回家，和妻子共度良宵，结果被发现。第二天一早，警察把他从曾经的家里抓出来，裕次郎用外衣蒙着脑袋，掩饰着被捕的狼狈，被警察挟持而去。

　　裕次郎的妻子使尽全身解数，才使警察相信，他们不是“假离婚”欺骗社会，财产才免遭没收的厄运。但从那以后，妻子再也不敢像以前一样，让孩子偷偷跑到街头，给爸爸塞几个寿司卷，或者在冬天，悄悄给他送去件御寒的毛衣。邻居曾经不止一次看到裕次郎在“家”附近出现，眼巴巴地望着紧闭的家门和窗下摇曳的灯光，像幽灵一样徘徊着。几个月后，裕次郎再次接受采访时，已经变成了一个胡子拉碴、两眼混浊的酒鬼，仿佛老了20岁。对裕次郎这样的破产“浮浪人”来说，要想还清天文数字一般的债务，至少要打几辈子的苦工，如果再没有一盏灯为他而点亮，就是再顽强的精神也可能就此黯淡下去。

　　收容中心不是天堂

　　“浮浪人”是日本社会中一道不令人愉快的风景线，日本人普遍对这一群体抱着负面态度。有人说，“浮浪人”算不上是社会问题，他们只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罢了，这种解释体现了日本文化里维护自我形象的传统；也有人说“浮浪人”都是些酒鬼、懒汉，而这往往是人们的真实想法。敌视心态在年轻人中更为普遍，甚至在一些地区多次发生过不良少年无故袭击“浮浪人”的事件，甚至有一个少年因为无聊，就用棒球棍将一个“浮浪人”殴打致死。

　　日本不少地区都有“自立支援中心”，帮助“浮浪人”。每到天寒地冻的季节，工作人员就开上车，到路上去“捡”“浮浪人”带回中心，但这里并不是“浮浪人”的天堂。管理人员说，流浪者独处惯了，难以和别人相处，在中心里打架争吵等纠纷不断，很不好管理，不少人住几天就主动离开，再回到社会上流浪。

　　不过，裕次郎倒是成了“自立支援中心”的常住户。原来，中心管理员让他当了助手。裕次郎一下子扬眉吐气，找到了原来当老板的感觉，把一帮“浮浪人”当成属下，颐指气使、大耍威风，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树立了威信，其他人都听他指挥，中心的秩序也大为好转。终于为自身价值找到了发挥余地的裕次郎这次应该不会再回到街头游荡了吧。